操作风险是银行业最古老的风险之一,伴随着银行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很多国际活跃的银行业早已重视操作风险的管理和防范。但是直到巴塞尔委员会将操作风险纳入银行业三大风险之一,其重要性和迫切性才受到广泛的关注。因为,新巴塞尔协议将成为国际银行业的新准则,操作风险是当前国际银行业面临的最重要的银行业风险之一,而且随着银行规模和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操作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已经给一些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并成为其最重要的风险。新资本协议代表了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代表了国际化大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巴塞尔委员会积极推动新资本协议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近百个国家/地区明确表示将实施新资本协议。继巴塞尔委员会将操作风险正式纳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之后,国外一些金融组织和许多学者对操作风险的定义、管理和计量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但是,并没有对操作风险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进行深入地分析,而且,根据国外的研究结果,国内学者对操作风险的介绍和应用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操作风险的定义、管理和计量。为此,本文分四个部分对银行业操作风险进行了研究。第一部分从银行变革的角度分析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引入操作风险的必然性。首先,以巴塞尔委员会先后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引入《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三个阶段为切入点,探讨了20世纪末开始的以信息化为支撑的银行业革命,即横向合并与混业经营和纵向的治理结构和业务流程变革,增加了银行员工和业务流程的弹性空间,增强了员工主动性和创造性,并提高了效率,同时也激化了古老的具有内生性和根源性的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不充分的或失败的内部人员、流程和技术或系统所导致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因此,《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也将这种变现引入到操作风险的定义中,即将操作风险定义为“源于不充分的或失败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外部事件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而且,《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操作风险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操作风险的测量,主要介绍了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和高级计量法。第二部分,在人的有限理性前提下,运用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操作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相对于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人的理解能力和决策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银行业员工与股东和客户之间必然形成目标、风险和动机之间的博弈关系,即委托人代理人关系,这也操作风险产生的根源。实践中,银行通常采用重复交易、签订合同与改变效用函数等方式来构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任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银行员工—银行监管人员”之间的博弈模型,探讨了银行员工违规额度与监管人员监管力度之间的博弈过程;据此,深入分析了操作风险的决定因素,包括内生于银行员工的职业道德和外生的法律制度、经理人市场、资本市场与银行内控环境等因素。最终我们的结论是,银行员工的违规行为是无法根除的,但是银行员工与监管人员之间的动态博弈最终会平衡在一定水平上。而且,这个均衡水平随着操作风险的发展而变化。金融创新和银行再造是操作风险发展和扩大的重要原因,从而使得操作风险的重要性和严重性更加明显。例如金融衍生产品自身的特点,加强了对操作人员与监管人员的技术和知识要求,同时也增加了银行内部人员、流程和技术的风险损失;另外,银行再造也提高了对银行员工与监管人员的知识技术和职业道德的要求。第三部分,比较研究了中外银行业操作风险的差异。首先,根据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的不同,将国外银行划分为外部治理型银行和内部治理型银行。然后结合前文中的博弈论分析基础,分别论述了外部治理型银行和内部治理型银行操作风险的差异和原因。结论是:外部治理型银行具有较强的自律性或者说职业道德,操作风险损失事件主要表现为非故意的操作失误;内部治理型银行种种原因导致其监管的弹性空间较小,而“违规金额”的变化幅度或弹性相对较大。相对而言,我国银行业的治理结构倾向于内部治理型。但是,无论约束机制还是激励机制,我国银行业与德日为代表的内部治理型银行业都存在很大差别。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而且法律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也亟待发展和健全,结果表现为操作风险严重程度与监管力度密切相关。不但如此,在现有的监管力度和制度下,操作风险损失还会高于现有监管概率下的均衡违规金额。最终,我国银行操作风险的表现形式也相对较严重和集中,主要集中在内外欺诈型事件和商业银行部门。中外典型案例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我国操作风险严重且集中的原因:我国的信用体制和法律制度急需建立和完善;我国银行业内控制度和激励制度存在弊端;我国银行业仍然是分业经营模式,而且产品结构单一。第四部分,结合前文对操作风险成因和中外操作风险差异的分析,提出了预防和控制操作风险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定义为“构建我国银行业的道德体系”,这道防线针对当前我国银行业操作风险的症结,融入了建立信用机制的根本途径——改变银行员工的效用函数,具体通过引入外生的社会道德规范和内生的个人道德水平。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笔者构建道德体系的建议为:认同“重人情重人伦”,强调激励机制的作用;承认“集体主义”和“中庸和谐”的观念,但要改变银行业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要逐渐改变“依附的性格”和“封闭与悠闲的行为”,增强“竞争意识”。第二道防线设定为“银行业内部控制”。这道防线借鉴了国际银行业操作风险管理的经验,同时结合了我国银行业内控的实际问题,即缺乏内控文化、“控下不控上”和管理程序的非持续性与分散型。文中首先对我国银行业流程中的风险点进行了界定;之后,从整体性和协调性的角度对内控制度进行了简单设计: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的三道防线,分离管理部门的经营职能,整合内设部门,建立和执行考核机制。第三道防线包括风险的转移和缓解。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的作用主要是防范和控制操作风险的产生和发展,第三道防线要解决的问题是补偿操作风险发生导致的真实损失,主要包括风险转移和风险融资两种方法。保险是风险转移常用的方法。保险对于高危低频的操作风险损失类型尤为适用,而且美国和欧洲国家为代表的保险公司已开发了一系列针对不同操作风险的保险产品。当然,由于操作风险自身特点限制了保险产品的开发,而且保险产品的引入也产生了新的问题。特别是我国银行业操作风险的症结和表现,以及技术落后和人才缺乏,都限制了我国银行业操作风险保险产品的开发和设计。为此,我国银行业需要加强内控和道德体系建设,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库建设,并增强保险意识。操作风险经济资本的计量和提取是风险融资通用的方法。文中首先介绍了经济资本的概念和计算,概括了操作风险的计量方法。之后,分别介绍和评述了计量操作风险经济资本的损失分布法、极值法和贝叶斯定理与估计。但是,由于数据的局限和操作风险自身的特点,本文没有进行实证。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一是在人的有限理性基础上,运用静态博弈模型和动态博弈模型分别分析了操作风险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决定性因素,并应用研究结果分析现代银行业操作风险发展和扩大的必然性。二是结合银行业的内部治理型和外部治理型,应用前文博弈模型的结论分析了中外银行业操作风险存在差异的原因,同时对典型案例和数据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分析。三是结合前文对操作风险成因和中外操作风险差异的分析,提出了预防和控制操作风险的三道防线。特别是融入东西方文化差异设定的第一道防线“银行业道德体系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