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对“五四精神”的叙述策略即“五四”是怎样被叙述、又是如何被叙述的考察为线索,以巴金七十余年的思想、创作的变化流程为考察对象,从不同时间的推移和多层次的思想层面展开等纵横两个方向,全面梳理了巴金的思想变化与五四精神不同叙述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通过个案研究来探讨关于“五四”的不同阐释对于文学发展进程、作家创作和人生实践的影响,并藉此返观五四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及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本论文的重点不在于研究五四精神的形成、内涵和构成上,而是探讨它在更长的历史时间段内的“流变”情况。以巴金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是五四新文学发展历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代,是五四新文化的“产儿”;同时,他这一代人又是将这种文学精神通过创作和实践真正转化为社会意识的一代。其次,巴金是从“五四”到新时期文学几乎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所有重要阶段并长期居于文坛中心的作家,这样便于在一个长时间段中考察作家的创作、思想变化与各种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第三,巴金一直是一个坚持五四启蒙文学精神的作家,一生中虽然不断调整自己的姿态但这个基点一直未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更能体现出五四的精神价值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所经历的沧桑沉浮。本文正试图沿着巴金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变化,通过对巴金的创作、精神历程和生活状况的考察来显示五四精神在20世纪的流变历程;通过对于巴金在作品中表现“五四意象”(即对“五四”的描述和记忆)的考察来研究“五四”在不同文学描述和记忆中的不同指向和内涵。同时,通过探讨作家人生实践中五四精神的作用来看五四精神在现实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由作为个案的巴金返观“五四”,作者认为“五四精神”虽然有着它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原点,但也是一个被塑造的传统,在“传播—接受—再传播”的过程中其不同的层面会被不同程度强调,实际上这是通过对“五四”的改写形成自己现实立场和行动依据。但这种“改写”未必就意味着“五四”被抛弃,恰恰反证出它强大的精神磁场和影响力,因此还不能轻言解构五四、消解五四,而应当看到“五四”的复杂、变化,从而认识到:这一传统不是一个封闭的传统,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传统,它的内核还在不断裂变,尚需不断丰富和发展;同时,对于接受这个传统影响的作家或知识分子而言,这个传统不是一个精神教条,而是一个精神种子,需要以自己的实践去培育它,并以自己的实践去检验、丰富和完善它。基于以上的主要观点,本文共分五部分:引言部分主要简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五四”叙述,并由此引出本论文关注的主要问题;上篇“巴金叙述中的五四精神”,以不同时期巴金对于“五四”的叙述考察他的思想变化脉络以及关于“五四”阐释的不同侧重点中体现出的作家个人思想与不同社会思潮之间的微妙纠结。中篇“巴金叙述中的五四意象”,通过对于巴金小说创作中的新书刊、女学生、“家”与街头、新与旧等意象的考察,来梳理作家的个人记忆与五四精神的不同侧面的关系;同时也在研究五四时代的一般事物在作家记忆和叙述中的不同形象和不同指向。下篇“巴金人生实践中的五四精神”,是考察五四精神对于巴金人生实践的影响和巴金通过个人的实践是如何承传五四精神。结语“超越五四,还是重申启蒙”是对于以上所探讨问题的一个总结,并将五四精神放在当代思想文化语境下来评估它的价值、意义,反思它的历史作用,以及总结巴金一代知识分子的“五四遗产”将如何转化为我们当代的思想和行动的资源。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和民族现代化的最重要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而新文学运动作为其中重要的一个部分,不仅肩负着中国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转换的使命,同时也肩负着启蒙思想、开启民智、塑造民族理想、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思想任务。对于五四新文学精神正本清源,特别是考察其在后来的影响和流变,从理论意义上讲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走过的道路、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的梳理和反思。立足当代,深入历史语境的梳理其意义是面向未来,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作为今后的文学发展提供镜鉴。这些虽然是本文难以完全实现的任务,但却是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需要梳理和为之努力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