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统一体,但实际上这两种关系经常会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过于强调人类社会内部关系的协调发展而忽视人类的自然关系,将社会关系与自然关系置于相互对立的状态。由于人类社会关系中存在着众多矛盾与不和谐,加剧了忽视、否定自然关系的状态。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正是人的社会性过度超越、压制自然关系的结果,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盲目利用自然资源及破坏生态规律而导致的一种必然恶果。历史推动着人类步入新的发展时代,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愈益繁杂、震荡起伏的风险社会与全球性生态危机。任何一个现代政治系统、经济运行机制、文化传承体系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而这种隐含秩序逻辑的行为之所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形成,主要在于人们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与依赖。社会的良性运转与协调发展需要良好的秩序,关涉人的永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亦如是。因此,当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资源耗竭的生态失序越来越贴近于普通公众,公民开始切身体会到生态危机所带来的困扰与隐忧,开始重视与反思个体环境权益、群域环境权益乃至人类集体福祉的维护。在后现代主义思潮非中心化、多元化、不确定性以及返魅性的诉求影响之下,在“经济发展——生态发展”的矛盾共同体综合作用之下,生态保护秩序始终处于充满悖离与张力的解构与建构情境之中。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该基于人的行为与行动结构,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社会结构化和制度化要素,以回应型和反思性的法律控制手段构造这一社会、人与自然间法治同构的生态保护秩序。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生态保护秩序的本然认识。秩序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结构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在重新梳理秩序含义、人与秩序关系以及法与秩序关系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生态保护秩序的内涵和实质要素,认为生态保护秩序实质上就是自然与社会发展进程中,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以及其间所映射的人与人之间不断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在某一时期内相对稳定、持续和一致的动态平衡状态。在人类从荒蛮到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直至生态文明的进程中,生态保护秩序也经历着从被动有序、失序到追求秩序,从混乱到规则的渐进嬗变历程:人类敬畏自然时期、人类支配自然时期以及人类保护自然时期等。　　 第二部分,秩序构造的应然选择。在人与自然越来越陷入失序境地的进程中,生态失序面临着三维生态困境,表现为实践困境即生态弱置的行为逻辑、制度困境即断裂社会的悖反效应以及认同困境即转型时代的认同危机等三个方面。在理性反思的基础上,我们发现生态困境主要源于人类本性、技术理性异化的代价、杂乱渐增主义的决策模式以及法律的缺失等。因此,笔者认为生态保护秩序的构造是对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之间行为方式的超越与重大变革,既出发于风险社会的驱动也得益于环境权确立提供的权利保障,同时也是由生态保护秩序的法律功能导向所决定的,有其构造的应然性。　　 第三部分,法律控制的必然选择。生态保护秩序构造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确定秩序的生成路径,笔者认为生态保护秩序应该是自发生成与理性建构“二元并进”的过程,是人类行为与人类认识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结果。在生态保护秩序二元并进的进程中,道德、宗教、习俗与惯例、法律等社会规范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重新预设社会成员的关系模式与行为模式,确定社会成员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确保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秩序的形成。但由于生态保护秩序具有超现代性的特征,传统约束手段在推进秩序自发形成过程中总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生态契约的导向指引下,人们应将法律的控制手段作为应对生态困局,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控制手段。通过法律的规范性手段对环境利益进行公平、公正与合理的配置,在不断试错与人类理性的累积下促进生态保护秩序的创生拓展和构造。　　 第四部分,生态保护秩序的法治同构。生态保护秩序突破了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扩展至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旧有的法律范式往往不能有效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难题。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一种回应生态失序现实,反思生态保护秩序构造的回应型与反思性的法律范式新思路,一种融合了回应型法、共同体法、程序主义法和反身法的反思性法律范式。它实际上指向了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法律的生态化变革,一是反思性环境资源法的确立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应从“正当行为规则”出发,以法律的强制力构造社会、人与自然的同构秩序,确立符合时代发展与社会本位要求的生态保护秩序的应然与实然权利义务结构体系及其基本的权利义务构成。而根源于人类对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全面关系伦理审视的环境正义,凸显了人们对生态、环境、资源所涉利益与关系的价值时空的持续性超越,是生态保护秩序法治构造的终极价值期待。　　 第五部分,生态保护秩序的法律实现。在生态保护秩序的构造过程中,法律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社会控制或社会变迁的钥匙,而是作为社会的结构图式通过规定人的行为确定社会的系统关联,促进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生态保护秩序的法律实现离不开合理、正当的运作行为,不仅需要法律内部制度的回应型、反思性运作的日臻完善,更需要法律实施外部环境的不断健全。笔者认为,应从法律内部的制度化运作行为模式出发,契合我国环境资源法的发展,大刀阔斧的创新推进协商式环境民主、程序主义运作方式、舆情话语的媒介功能以及秩序的现代认同等运作行为的外部动力机制,促进生态保护秩序的法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