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作为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基础性环节,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存在共生关系,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和有效样本。本篇论文以在期刊界有着“正旦”之称的《当代》为研究个案,梳理《当代》的办刊过程,考察《当代》的现实主义理论和文本构建,分析对现实主义审美原则的坚守带给期刊的困囿与价值,整体观照《当代》与中国文学的互动关系。《当代》诞生于一个巨变的时代,在“办刊热”的浪潮推动下和人文社全社人员的共同参与下于1979年7月面世。创刊号确立了《当代》“文学种类齐全、长篇纪实突出”的基本格局,高举起“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办刊旗帜,在近四十年的办刊过程中,一以贯之。但《当代》的现实主义并非固守传统,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内部规律的演进、以及与其他流派的平等发展、相互竞争中不断丰富,走向开放。在文学实践中,《当代》以敏锐的洞察力发觉新兴的文学思潮,但却以审慎的态度参与其中,它重点着墨的文学思潮有伤痕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官场文学,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对时代风貌的展现是这些文学潮流的内在线索,《当代》积极参与其中,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社会转型和人民精神变迁,通过众多具有理性批判精神和忧患意识的文学作品,担负起“文以载道”的社会责任,彰显现实主义“直面人生、贴近现实”的积极意义。在开放的现实主义指导下,《当代》在新历史小说衰微时的强势崛起,刊登了《白鹿原》、《尘埃落定》等新历史小说代表作,进一步扩大了现实主义的叙事空间。然而对现代派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的忽略源于以上思潮与《当代》现实主义审美风格的差异。当然,对现实主义的坚守,也给期刊带来了明显的困囿,比如与意识形态强势话语的合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学的审美差异;对现实主义的过度偏爱,使其缺乏必要的激活机制,使刊物缺少持久的活力。但不管怎样,《当代》在各色思潮纷纷登场与谢幕的起起落落中,不盲从、不跟风,坚守现实主义,为现实主义文学提供场所,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一脉,不断践行着《当代》之于时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