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是基督教文化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受作家青睐的圣经人物之一。耶稣话语即关于耶稣的各种文字表述,主要体现在对耶稣形象的考察中。中国现代文学与耶稣话语的关系,从属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这一课题,但耶稣话语本身蕴含丰富而特别,所带来的影响尽管与基督教有叠合之处,我们并不能将其影响与基督教的影响完全等同,否则将会抹杀耶稣话语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独特性、鲜活性。尽管学术界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科研成果,但是仅从耶稣出发,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其相关话语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即使有也较为散乱、内容单薄,未从整体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耶稣话语及其美学品格进行分析论证。　　本文即以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耶稣形象及其相关话语为研究对象,对照《福音书》、基督教正统教义中的耶稣,在与进入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耶稣形象的历时性比较中,考察该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及独异的审美品格。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以救亡、启蒙为主旋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领域的基督教文化也受到这种时代主题的影响,教外知识分子往往采取二分法看待耶稣,即将其人性与神性分离,彰显其人性,弱化或遮蔽其神性,将其纳入救亡启蒙的叙事话语中。教外知识分子与教内知识分子对耶稣的认识相互影响,都存在这种倾向,只是教内知识分子找不到可以依赖的新的思想资源,其心目中的耶稣多有一种古圣先贤的模样。基督教罪观与耶稣紧密相连,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原罪题材得以演绎,现代作家在探讨原罪产生的原因时多认为上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仅关注原罪带来的灾难,亦探讨原罪对人类主体意识的催生;“耶稣与淫妇”这一圣经片段对罪的阐释引起周作人、聂绀弩等现代作家的关注。福音书中的淫妇因为耶稣“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这句慧语得到拯救,而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罪妇却因耶稣的这句话及国人罪感意识的缺失而惨然丢命,这种基督教罪观烛照出残忍、愚诈的国民性。　　基督教的罪观指向救赎,体现出耶稣之爱。源于耶稣诞生的博爱、怜悯等圣诞节精神以及耶稣之爱的题材也受到中国现代作家的喜爱,圣诞节、圣诞老人成为人们熟悉的文化意象。由圣诞节文本可见,圣诞节精神尽管宗教色彩已经被淡化,依然传承了基督教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文化意义,圣诞老人的出现有利于打破中国社会长幼有别的伦理秩序。耶稣是爱的化身,他倡导的爱包括圣爱及世俗之爱,其中世俗之爱得到中国现代作家较为充分的表现,他们以耶稣作为爱的原型,塑造了很多广施爱心的人物形象。耶稣对世人之爱的巅峰是为众人而死,在十字架上受难。与其受难紧密相连的则是耶稣的复活,两个题材对照而言,前者受到中国现代作家极为强烈的关注。本文将十字架上的耶稣形象归为两大类别,一是超越性形象,二是“人之子”形象,前者所占比例较小,后者则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表现,尤以鲁迅的《复仇(其二)》为代表。鲁迅笔下的耶稣有去神圣化的特征,以极其简略的笔墨展现了耶稣复杂的受难心理。这一形象颇富现代性,体现了鲁迅的反抗绝望哲学,并被纳入了其一贯坚持的国民性批判主题。与基督教中的耶稣之死相比,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耶稣之死更多了几分悲剧意味,表现出一种激峻、挣扎的美学风格。中国现代作家写耶稣之死多掺杂着个人、时代的受难体验,他们大多想以耶稣为榜样激励自己及同伴。此外,“死亡”颇能刺激人的心理情感,在美学上表现出一种特异的审美品格,这当是他们喜爱耶稣之死这一题材的原因。与耶稣之死题材的“热”形成对照的是复活题材的“冷”。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文本中,直接表现耶稣复活的寥寥无几,笔者只发现保留了圣经U型复活叙事的陈梦家的《一个人降生和复活的故事》,以及对耶稣复活进行理性过滤后的端木蕻良的《复活》。不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以“复活”为题的小说很多,其复活观念多受列夫·托尔斯泰小说《复活》的影响,已不再直接表现耶稣复活,而是推而广之,表现人们的精神从沉沦中清醒。中国古代文学中也有死而复生的题材,不过到了现代文学时期,无论与耶稣有无直接渊源的“复活”,均呈现出一种精神化倾向,即圣经中的耶稣复活以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死而复活多由原来的肉身复活转变为灵魂的苏醒。究其原因,这一现象当与科学和理性的时代主潮,西方基督教作品的影响,以及人们摒弃大团圆模式的文化心态有关。　　以上以耶稣生命历程为线索的章节多论述耶稣形象的正面言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虽然多数知识分子对耶稣持赞成态度,但不应忽略仍有一些对耶稣持贬斥态度,其作品所呈现的往往是耶稣的解构形象。这些消极形象有被恶意丑化的耶稣、从阶级与民族立场遭到质疑的耶稣,以及压抑人自然欲求的耶稣,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叶灵凤的《拿撒勒人》,该文从多重角度将耶稣定位为弱者。之所以出现这些反对耶稣的文章,最大原因是认为耶稣对苦难的现实无能为力。较为激进的革命作家常以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否定耶稣之爱,其实,二者未必水火不容。卓新平“信仰分层”及“信仰宽容”的观点非常值得借鉴。持守政治信仰、主张铲除罪恶,并不意味着放弃崇尚爱心,耶稣的爱者形象依然有其崇高的价值,当今社会的人们当以更宽容的心态看待耶稣。综上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耶稣形象呈现出了一种人性与神性分离的特征,彰显其人性,弱化其神性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耶稣形象被纳入民族、国家的叙事话语中,具有一种寓言化的总体特征。由于缺少神性维度,其悲喜、强弱、美丑等美学品格呈现出一种分离状态。耶稣形象不但促使多种弱势群体作为“人”的权利的发现,而且激发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受难与献身精神及其祈祷、忏悔,追求心灵升华、人格更新的超越意识。鉴往思今,耶稣思想对当下社会亦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