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位阶,即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规范仅限制在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范围内。这意在维护私主体之间的交易自由与市场的正常秩序,为私主体提供宽松的交易环境,以期避免行政管制过度干预正常的民事活动。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院仍然坚守着这一准则,径直认定或者说理论证违反部门规章的合同有效。但是,有些法院也尝试绕过法律位阶限制,从公共利益维护之目的出发,在裁判理由中论证了部门规章对影响合同效力的可能性。部门规章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合同效力是需要被正视的现实问题。将部门规章排除在认定合同效力之外的立法设计是不可取的。首先,有架空国家硬管制之嫌。这将大幅降低部门规章对私主体民事行为的约束力,也不利于公序良俗的正当维护。其次,法院裁判案件存在机械适用法律规定不利于司法公正的维护。很多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类案件时仅以合同违反的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得出合同有效的结论。再次,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不是不一成不变的,部门规章以发展的姿态回应经济问题的处理方式。最后,加剧行政管理成本。部门规章条款的规定在无法约束私主体民事行为的情况下,就需要继续调整管制手段,造成管制成本的增加。部门规章作为正式的法律渊源,发挥强制性约束功能,能够针对新问题及时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能够达到规范民事法律行为以及有效填补立法空白的效果。在具体判断部门规章对合同效力的影响问题上,法院首先要论述部门规章具体条款的规范目的;其次,要发挥比例原则的作用,论证部门规章禁止性规定的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最后,要判断依据部门规章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避免部门规章成为违法者的违法手段。规范部门规章影响合同效力的裁判路径。首先,应当尊重意思自治和交易自由原则。在判断部门规章影响合同效力的问题上,法院应当保持审慎的态度,以部门规章不影响合同效力为原则,影响合同效力为例外。其次,部门规章若经上位法具体条文的明确授权且部门规章规定的具体内容能够被包含在上位法具体条款范围内。那么,合同若违反部门规章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1款认定合同效力;如果不是具体条款授权,仅是抽象性授权,就要结合具体条款进行综合性认定,避免滥用“法律、行政法规”授权的路径;如果上位法没有具体授权,而部门规章确有对某类合同内容、合同效力的限制性规定,合同内容又的确存在违背公序良俗的可能性,那么需要法官判断部门规章的规范意旨,判断是否具备为了维护公序良俗而认定合同无效的必要性,依据《民法典》第153条第2款认定合同效力。最后,个案分析是核心。要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凭借法官扎实的法律基础和实践经验对部门规章是否影响合同效力进行综合性的价值判断,明确部门规章的规范目的,发挥比例原则的价值衡量作用并考量依据部门规章认定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以求实现公共利益与私人权利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