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下,个人信息侵权行为泛滥,个人信息权益已突破传统的私人利益属性,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加之当下个人信息侵权行为技术手段复杂,隐蔽性强,公民的认知能力不足和不平等地位导致难以实现对个人信息进行有效控制和保护。因此,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价值由此体现。《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七十条也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检察院可以作为首要的起诉主体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从而为检察机关提起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还处于实践探索阶段,相关机制不够完善,面临着一些具体的困境,为保障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机制的畅通,结合司法实践,并给予完善建议。在诉讼程序前,第一,需要加强违法线索查处的途径。不仅通过组织、公民控告申诉来发现线索,还可通过相关媒体报道宣传和行政执法单位共享执法信息发现案件线索。第二,厘清检察机关和其他起诉主体的关系,检察机关作为法定监督机构,拥有专业人才和物质保障,应该具有特定的优势。第三,明确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的功能定位,公益诉讼的两项功能是对违法者的威慑和对受害者的赔偿,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对个人信息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了违法成本,达到平衡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用户个人的不平等地位的作用。在诉讼程序中,第一,完善管辖制度,为避免“九龙治水”的局面,在根据侵犯个人信息案件的地域分布形态、人员构成和社会利益损害大小等角度,划定管辖范围,进而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权限管辖制度,对个人信息公益诉讼管辖作出合理安排;第二,设置调撤规则,在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中,若诉讼请求全部实现可以撤回起诉,撤诉时间贯穿整个诉讼程序,调解过程中需加强公众介入权。第三,健全证据制度和强化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机制,个人信息案件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调查取证过程中可能面临众多壁垒,仅是原则性地规定有关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公民的调查配合义务,而调查核实权又缺乏相关配套规范,导致调查核实工作难以开展。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要积极拓展非强制性手段,以及增加不配合调查的责任条款。第四,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对检察诉讼中技术性强,专业壁垒高的相关问题提供支持。在检察公益诉讼法律责任方面,第一,完善相关配套设施,落实举证责任倒置,为了使民事证据在审判中达到攻守平衡的局面,最大程度地实现实质公平,保障民事公益的实现,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需要重新合理、公平、公正地分配举证责任。第二,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个人信息损害具有无形性、不确定性、难以定量等特征,尤其是没有发生下游侵害的情况下。此外,在网络环境中个人信息被泄露后很难恢复到原有的状态,具有不可逆性。采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违法主体的违法成本,增强惩罚力度。最后,设立专项资金制度,通过资金支持加强对个人信息检察公益诉讼的保护力度。也可促进各方主体维权积极性。个人信息保护含有网络信息安全、公共秩序以及众多个人生活安宁等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并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筑牢个人信息保护的防火墙,对个人信息保护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