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视角,一为“弱者的武器”1,作为抗争的信访政治;一为国家主义的视角,作为国家治理方式的信访政治。本文以基层信访为研究对象,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为分析框架:一是综合了研究中的两种视角,暨国家塑造抗争政治,包括国家塑造抗争政治的逻辑、国家塑造抗争政治的治理模式和抗争主体的行为偏好模式;一是高度发达的社会有机体对国家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力表现为对国家权力的稀释、钳制和反制。国家会依社会反作用力的增加而强化自身,社会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反弹势能。本文检索了近年来关于信访研究的代表性文献,揭示了信访的国家主义视角,并在这一视角下论述了信访的内在逻辑。信访的内在逻辑又规制了“国家—地方政府—访民”三者的角色模式和内在动力,也形成了当代中国基层信访内卷化的客观事实,整个信访制度呈现出“缘起—发展—成熟—内卷—转型”的逻辑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归因于但不限于国家对社会的强力塑造的结果,其中基层信访的内卷首先是国家对社会的管控引发的社会强烈的反弹的结果。关于社会反作用于国家,现有的理论范式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与国家的辩证关系和“俘获国家”理论。但前者只是概括性的理论,对于社会反作用国家并没有详细论证,也没有解释社会反作用的机制和原理;后者“俘获型国家”是分利集团的政治实践,而不是社会本身反制国家。本文最后部分探讨了绝对运动的社会和相对静止的国家之间、“自发的扩展秩序”2和单一权力中心治理模式下过度的人为管制模式之间的矛盾,以此为基础,试图揭示基层信访“内卷化”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机制。高速发展的社会有机体虽然时刻都在突破国家设置的边界范围,但它并不能离开国家而独立存在,正如国家虽然凌驾于社会之上,但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社会和国家既是矛盾的,也是合作的。社会并不反制“法治国家”建设,毋宁说社会本身依赖于“法治国家”建设,后者能够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在目前的中国语境下,国家“鲸吞”社会和国家“鲸吞”社会而不能,社会对国家的反制,本质上是社会“自发的扩展秩序”与单一权力中心的治理模式过度管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得社会作为高度发达的有机体具有了捕获国家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基层信访的内卷化,还存在的各种治理的内卷化,本质在于国家为社会捕获的总体趋势。在具体章节安排上,基于对B区2014年5-6月份信访数据统计(附录一)和2013年—2014年进京“非访”数据(附录二)的梳理,明确得出了了“征拆迁安置及相关”类因素已经成为B区当下首要高发的“信访源”,两组数值很相近并非偶然,具有极其相关性。此类“信访潮”3源于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和普遍化的“土地财政”制度,并会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萧条、地方债务的审查和土地财政的放缓而大幅减少,这一论断也在附录一中也得到了相关数据的支撑。本文同时检索了文革后大规模平反运动中中央信访工作机构受理的127万件(人次)信访案件的个案处理方式。无论是此次“信访潮”(信访潮,不仅仅包括土地财政制度引发的信访事件,还包括大量的劳资纠纷等)还是文革的平反运动始终无法演化出处理同类性质矛盾的廉价制度设计和相关议价场所,特别是无法“从利益冲突中造成一种可以行得通的财产和自由的相互关系和有规则的预期。”4因此,导论中以信访潮为中心,提出了问题、研究综述、研究目标和理论假设。本文在第二章中,提出了信访作为基层治理手段的内在逻辑必然性。这种必然性的逻辑规制并塑造了地方政府的治理机制和控制机制(第三章)和访民的行为偏好模式(第四章)。第二章既是信访国家主义视角的延伸,又了总领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五章是过渡章节,一方面梳理了内卷化的三个方面特征,包括制度无法演进、低效率和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基于信访的内在逻辑延伸,国家对社会的管制引发的社会的强烈反弹,使得基层信访满足了内卷化的三个特征,从而论证了基层信访的内卷化客观事实,并探析了内卷化形成的机制。第六章重点分析了作为“活的有机体”的社会与国家之间、“自发的扩展秩序”和单一权力中心治理模式下过度的人为管制模式之间的矛盾。结语部分本文重申了社会的意义,不仅在于“国家—社会”作为一对矛盾体共生共存,窒息任何一方,矛盾的另一方也将不复存在。因为现代公共事务本身的纷繁复杂与社会转型期的双向强化,社会问题将呈数量级增长。只要社会不被允许在合理的范围内自治,那必将会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并且排除各种体制外的联合,国家治理的成本也将越来越高,必将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引起连锁反应并致政治系统崩溃;重申社会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警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被国家严重管制的事实,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头十年来之不易的公共舆论空间被近年来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瓦解。回归社会既是社会的解放,也是国家的解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国家”无法回避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