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承包制的成功实践,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对解放农村生产力问题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家庭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三农‖面貌的同时,也莠弊渐显:亦即农户原子化、土地细碎化和家庭的超小规模经营等问题与当前现代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相矛盾。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了农村人口流动,加剧了农村土地撂荒弃耕问题,而农地流转是减少土地撂荒实现土地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当前广大农村普遍存在以家庭为单位在配置土地资源时主要以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自发发生在村庄内部农户之间的人情互惠式的内生型农地流转。由于体制及工业发展路径的影响,地方政府更青睐农业企业化,推行农地大规模流转。然而,我国农村区域差异显著,大规模流转并不具备广泛的适应性,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势起伏、地块零散的西部丘陵地区不适合机械化和大规模经营,加之制度和监督不健全,探寻因地制宜且能保障农民权益的农地流转模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和实践发展需要急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国家层面也对此问题引起了重视,2014年和2015年中央相继提出在农村土地流转实践中不搞大跃进,不搞一刀切,不搞强迫命令,不搞行政瞎指挥,特别要防止一些工商资本介入到农村土地流转后搞非农建设、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等问题。所以,当前政策背景和客观实践下,从农户权益角度,结合社会公平稳定等系统化要素,分析农户内生型流转的不可逾越性亦即存在的现实、区域合理性和正面效益价值,对于西部欠发达丘陵地区稳健推行农村土地改革,实现―四化同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归纳了农户内生型流转的概念,并以四川典型丘陵山区宜宾市为研究对象,抽取了宜宾市全部10个县区30个行政村,共计2400户家庭,同时从2011-2015年连续对宜宾县上坝村金黄组进行了5年的个案长期跟踪调查,并对研究区11个农业企业进行了典型案例调查,应用社会化小农理论框架、强弱关系理论,采用logistic模型和人工社会模型对研究区农户内生型流转进行了分析和模拟,得到以下结论:(1)农户内生型流转在研究区占主体地位,其演化轨迹为―农村人口流动—农户阶层分化—土地依赖性异化—自发形成流转‖,具有保障农户生计和维持农村社会结构稳定的社会功能。研究区统计口径中转包面积比例从2009年的56.10%上升到2014年的60.02%,平均比例为59.80%,抽样调查中代耕形式2015年为56.91%,内生型流转主体地位明显。由于农村各生产要素的流动,导致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了离土农户阶层、兼业农户阶层和纯农户阶层,各阶层对土地和农业收益的认识也出现分化,对农业生计需求和土地依赖程度表现为:纯农户>兼业户>离土农户,从而导致了农村各阶层对土地态度的异化。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流动呈明显的生命周期变化,因而农户对土地的需求情况也随家庭生命周期变化而变化,形成了兼业化的家庭代际分工,两方面共同作用形成了农户内生型流转。农户内生型流转表现出流转不依赖中介、租金实物化、协议非正式化等特征,形塑了新中农。在社会化小农的理论框架下,发现内生型流转依靠血缘和群体内亲疏关系以及村庄伦理维持了内生型流转的秩序,有利于农户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既解决了外出务工人员的退路问题,又解决了因自身因素只能依赖农业收入群体的生计及有限发展问题,形成了互惠互助机制。中农阶层的经济和社会关系都在农村,是农村各阶层的缓冲剂也是农村社会阶层的中坚力量,维护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发展。(2)研究区农户内生型流转的外缘影响因素来自于地方政府行为越位和村委会角色错位及过度介入,对农户内生型流转造成了挤压,重塑了农村社会结构,对绝大多数兼业户和纯农户的利益带来了侵害。利用博弈分析整合了地方政府和村委会的流转动机,发现在财政逻辑和目标责任制的双重驱动下,地方政府出现了行为越位。同时,村委会在经济利益和目标考核的驱使下在农地流转中也表现出角色错位,一方面嬗变成为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经纪人,另一方面,自利性追求促成村委会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介入农地流转。地方政府和村委会过度介入农地流转甚至依靠行政手段助力推进大规模农地流转,挤压了内生型流转,导致留守农户被动流转,迫使劳动力商品化。但由于这部分劳动力质量的局限性,导致不少老人和妇女失业待家,根据宜宾县高场镇新永村个案调查显示流转后66.67%的纯农户全部失业待家,而女性失业率为48.27%,直接导致了农户与土地收益脱钩,自动瓦解了中农阶层,造成了农民的半无产化。然而,通过对比内生型流转和地方政府行政化推行的大规模流转所形成的农业经营主体的全员生产率,结果发现:小农(3.44)>中农(2.59)>家庭农场(1.51)>小规模农业企业(1.12)>大规模农业企业(0.94)表现为规模越大全员生产效率越低。主要原因是因为大规模流转形成的经营主体需要依靠雇工代管的生产方式难以绕过农业生产生物性特点的各种天然屏障,监督和―道德风险‖困境也造成了农业企业巨大的管理成本,造成这类经营主体的全员生产效率随着规模增加而下降,导致农业企业转型种植经济作物形成―去粮化‖行为。(3)农户内生型流转的內缘发生因素主要是农户家庭结构的变化和农户间的强弱关系。利用logistic模型和强弱关系理论对影响研究区农户流转意愿行为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文化程度与转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职业与转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与转入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家庭人口总数影响转出意愿但是对转入意愿无显著关系;劳动力结构方面家庭农业劳动力跟转出意愿呈显著负相关,与转入意愿呈正相关;家庭非经济收入越高人均收入越高则越愿意转出土地,反之转入土地;人均耕地面积与转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区位条件跟转出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与转入意愿显著负相关。这反映了农户家庭结构等內缘性因素是农户流转意愿形成的主要驱动力。(2)由于农地流转市场不健全,农户在做流转决策时社会关系是重要的决策依据,依此来选择流转对象和流转形式,强关系的力量促使农户之间形成内生型流转,符合农村劳动力社会资源少、社会地位低、社会联系广度低的同质化特点,内生型流转是转出农户不能同时实现经济和社会保障两种工具性目的时的次优选择;下乡资本利用弱关系桥梁的作用形成了强弱关系链降低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形成规模流转。但是绝大多数的农户还是属于社会资源缺乏的群体,内生型流转是对不完善流转市场配置的有力补充,而占据优势社会资源的政府和下乡资本则有可能会在流转中产生损失农户利益的行为。(4)农地流转人工社会模型通过自下而上的涌现行为模拟农户内生型流转,模拟结果与经验数据吻合,说明该模型能有效地模拟和反映内生型流转的演变规律,印证了内生型流转的基本特征和存在合理性。根据上坝村金黄组230人、62户家庭的基础数据,基于maia元模型抽象了农户分化形成流转的行为规则,包括家庭人口和劳动力再生产行为,家庭劳动力配置行为,家庭货币收支行为和流转行为规则,模拟了2011-2030年农户内生型流转行为,结果表明:农村人口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农业劳动力表现出生命周期变化;务工人员平均年龄维持在35.44岁,受教育年限为8.07年,而务农农民平均年龄维持在56.8岁,受教育年限为5.24年,农户家庭农业劳动力呈现代际更替;流转面积比例随农业劳动力周期变化而变化,2011年流转面积比例为41.22%,2020年为52.34%,随着劳动力返乡在2030年下降到了30.71%;而转入农户户均土地面积为0.7337公顷,而户均最大面积模拟期间一直保持在1.4575公顷,符合中农的条件,结果支持了内生型流转有利于中农阶层形成的假设。提高市民化率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农村人口,在3%和56%两个假设市民化率水平下,土地撂荒比例呈现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3%水平下,土地撂荒率从2011年的30.17%下降到2030年的9.75%,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与农业劳动力周期变化相符;56%水平下撂荒比例从2011年的16.43%上升到2030年的64.31%,呈上升趋势,反映农村人口绝对减少和周期性减少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假设在3%市民化率水平下,地方政府强力推进农地流转的结果是20年流转期限内金黄组45-70岁的边缘劳动力人群数量从33人增加至113人,这部分人群将会有很大一部分难以再次进城务工而存在失地失业的风险,并且会挤压内生型流转,侵害农户利益,破坏农村社会的稳定。结合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与分析,在对论文结论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认为本研究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法拓展方面的创新。农地流转人工社会模型为农地流转研究提供一个虚拟计算实验平台,能够在一定假设条件下自下而上地模拟演化农地流转社会系统,通过人为变更研究对象和环境的属性,从而验证和探论农户内生型流转中的社会现象及关系,具有高效、低成本的特点。运用这种方式能够模拟出可靠的结果,为研究农地流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二是研究视角方面的创新。对于西部欠发达丘陵山区而言,农户内生型流转仍然是主要流转形式和发展常态。内生型流转具有区域性、阶段性合理价值和正面效益。当前对农户内生型流转的研究更多偏重经济和效率方面,而通过内生型流转社会功能的研究对正确认识农地流转中兼顾公平与效率的重要性以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为农地流转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丰富了农地流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