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汉铁路从1896年议修到1911年辛亥革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成为了清末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问题之一。《申报》对此进行了全过程的、较为详尽的报道与评论，成为粤汉铁路研究的宝贵资料。甲午战后，清政府及广大民众把兴修铁路作为抵制列强、振兴民族国家、寻求富强的途径，将粤汉铁路的修筑放到了重要的位置。筹建粤汉铁路的首要和中心问题是筹款。为迅速建成铁路，清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由于没有区分清楚“洋债”与“洋股”的概念，以铁路作抵押，忽视了对铁路管理权、收益权等利权的保护，这个合同的签订导致了中国利权的丧失。数年后，为了保护铁路利权，清政府和广大民众强烈要求废除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利权与举借外债之间形成直接关系，在人们的观念里面逐渐形成了举借外债就是出卖国家利权，反对借债就是爱国，就是保卫国家利权的简单思维，从而开始走向了经济上的“文明排外”。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清政府利用民情将粤汉铁路“赎回”，由三省“自办”，广东采取商办，湖南采取官督商办，湖北采取官办。由于三省办路进展缓慢，特别是湖南、湖北筹款困难，清政府又重新将目光转向举借外债。1909年，张之洞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商定借款。而此时的社会舆论，将斗争目标直接指向举借外债，并形成了大规模的拒债风暴，“文明排外”思想盛极一时。清政府不顾社会舆论，强力推出“铁路国有”的政策，使得广大民众反对举借外债的运动更加激烈。保路运动一发不可收拾，革命遂得以成功，清朝覆灭。粤汉铁路修筑的曲折历程，一方面暴露出清廷的失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粤汉铁路“赎回自办”后民众表现出的“文明排外”思想趋向。这种经济上的“文明排外”是一种不理智的爱国主义的表现。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思想弊大于利。在近代中国资金、技术力量匮乏及管理经验缺乏的情况下，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铁路修造一类大型事业困难重重。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必须排除盲目排外，尽可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富余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才有可能较快的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