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深厚的传统,而“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使传统诗歌形式有了一次巨变。在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诗歌,在“五四”文学革命的巨变中从古典传统走向白话新诗。白话新诗的发展是多种思潮共同促进和推动的过程,从胡适、郭沫若的诗体解放到“新月派”诗人的“三美”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早期象征派”到30年代兴起的“现代派”,新诗得到不断的开拓和发展。就诗歌自身发展而言,诗歌流派间的对立和融汇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其中“现代派”就是在借鉴了“早期象征派”诗学追求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虽然“现代派”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直处于非主流的位置,尤其1949年新政权的诞生,出于政策的需要,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成为官方主流文艺,而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创作在大陆已趋于沉寂了。然而,在隔海相望的台湾,纪弦、覃子豪等引发了一场“现代派”诗歌运动。“现代派”诗歌在台湾的兴起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的。在国民党迁台后的五十年代,台湾地区文学被一股“白色恐怖”所笼罩,国民党大力推行反共文学,使文学成为钳制人民思想意识形态的工具,随着国民党赴台的文学家们面对如此的专制,势必会有所反动,而更能表达精神困境的现代诗歌便成为诗人捍卫艺术所推崇的一种创作追求。纪弦是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发起人,同时是“现代派”的掌门人,他制定的诗歌理论“六大信条”,除了第六条带有应景的政治色彩外,其他五条正体现了其开放、创新,求新求变的精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诗歌的创作实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其诗歌理论脱节的,尤其是“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一条为许多诗社成员所诟病,这也为日后“现代派”内部分裂埋下了隐患,因此而发生了几场关于现代主义的论争。原“现代派”元老之一的覃子豪便是出于对“现代”的制衡而成立“蓝星”诗社,相较于“现代”,“蓝星”则趋于保守,被称为“温和的现代派”,也有人以“新古典主义”来界说“蓝星”。不过真正将现代主义诗歌推向高潮的,还属“创世纪”诗社,它是台湾诗史上活动时间最长、创作能力最强,也是办刊期间变化最大的诗社。从早期主张的“新民族诗型”,到后来推动以“超现实主义”为主的诗歌风潮,“创世纪”成为6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主要园地。台湾“现代派”一直影响着台湾文坛的创作。虽然不能说没有台湾“现代派”的发展就没有后来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但至少可以说,若没有“现代派”的探索与实践,后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则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与成熟。台湾对大陆现代主义诗歌的传承和延续,为五、六十年代大陆的现代主义诗歌填补了空缺,在深厚的历史背景下,台湾“现代派”在不断地探索与尝试中有所突破也有所建设,让现代主义诗歌备受争议的同时,也为其自身增添了不少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