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建构就是将多元化和破碎化的疆域整合到具有统一主权的领土范围内,把生活方式和历史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具有相对差异性的多元族群整合到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内。在此基础上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置,有效的实现对疆域的管辖和多元族群的治理,最终促进政权的稳定和国家能力的提升。清代作为拥有辽阔疆域和多元族群的政治实体,在治理边疆及其人口方面亦有丰富的经验,从理藩院到驻防将军大臣体制,最后到清末新疆设立行省。这些制度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了启发和思考。清代通过战争、联姻以及会盟等方式使中国的版图不断向西延展,也使得历史中国疆域范围内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对峙的局面再次走向统一。理藩院的设立正是以国家机构的形式将“瑷珲—腾冲”线东西两边异质性和碎片化的疆域整合到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内,构成了清代多元板块状的疆域的组成。理藩院通过机构和职能的设置规定了国家治理游牧族群的范围和方式,即在疆域整合的基础上实现对人的治理。理藩院中“藩”的范围包括内外蒙古、青海蒙古、新疆厄鲁特部、回部以及西藏喇嘛。治理的方式包括划定游牧界限,上层封爵制禄,组织会盟,设置军旅驿站,组织年班朝觐等。理藩院体制下又通过制度设置将边疆少数族群稳定的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中,有效的实现了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地方的控制。这些制度设置包括定期会盟,札萨克编旗设佐,雍和宫设立金瓶掣签制度以及年班朝觐制度。18世纪随着准噶尔蒙古的强盛,清代开始了在藩部地区增设了驻防将军大臣的制度。清代一方面增加了驻防将军大臣的品级表示了对于边疆治理的重视,一方面以行政渗透与因俗而治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国家权力开始进入边疆社会。19世纪中期,内地协饷银的中断导致新疆行政机构无法运转,浩罕国内局势动荡导致和卓家族成员加剧了对南疆的侵扰。因此清末在新疆广泛建立道,厅,州,县。以设立行省为代表的边疆治理制度表示国家直接治理边疆社会的开始。允许新疆的汉回民众自由迁徙,清代开始建构同质化国家的努力。清代对西北边疆的治理为民国初年五族共和的局面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