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是基础教育改革的系统性命题,推进学生全面、健康的长足发展,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深化教育改革这一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性思考面前,减轻孩子的过重学业负担,成为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减负”工作给予高度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台多部减负政策,但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未得到根本性的缓解,甚至在每个时期迸发出学业压力诱发的新现象、新问题与新难点。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基础教育建设的顶层设计,给予学生减负问题更多的关注。2021年,国家开展新一轮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减负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双减”的决策部署,各地陆续对应出台了的实施方案与落地措施,是否能够全面贯彻实施“双减”政策,是否能有效控制与减少政策执行偏差的出现,是亟待予以明确的关键问题。本文的研究以2021年国家新一轮“双减”政策为起始点,着眼于地方的政策执行实践,试图从实际案例中,全面展示当前实施“减负”政策的基本方法和成效,并在简要阐释当前实施“双减”政策的现状及其消极效应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具体来说,本文以中部L市学生减负政策的部署与执行情况为例,以地方的市、县政府为中心,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减负”政策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与分析。文章的主体内容共分五大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的选题背景以及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此外还包括文章的研究路线与研究方法以及国内外文献综述,重点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相关政策执行的研究进行梳理。本文基于以往对利益与结构以及西方理论模型的讨论,认为减负政策系统牵涉的多元的内部利益与内生关系,目前的研究忽略了教育场域的特殊性,致使对减负政策执行偏差的解释力度不足。据此,本文在对研宄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做出界定以及对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理论归纳分析的基础上,尝试从执行环境、执行制度、执行资源和执行主体能力的角度,探索减负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第三部分,简要呈现了L市执行“双减”工作的概况,主要对当地执行减负政策的偏差状况进行了详细描述,借此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和需要解释的现象。研究发现,虽然L市在党政高位推动的情境下积极推进政策的落地,但实际政策落实的方式手段和最终效果出现偏差,存在偏差的具体表现有四种,基于学段、年级呈现分异化执行,学校灵活解读政策呈现弹性执行,家长和学生消极不配合呈现抵制式执行,以及产生不同方向目标置换的替代式执行。第四部分从“环境-制度-资源-能力”视角探究地区政策执行产生偏差的原因。市县级教育单位作为执行主体,面临着政策与社会经济、教育文化、法制环境的冲突张力,面临着制度惰性下校内减负管理与校外培训治理的重心偏衡,面临着资源维度上的人力、财政、考核问责、督导的支持与正反向约束不足,面临着政策执行个体自身的素质能力的局限性。在此背景下,政策相关者并未形成广泛的政策认同基础,减负政策的正式执行主体与非正式主体在教育场域中进行着消极的互动,产生了政策执行偏差的巨大空间,消解了政策执行系统中的有效性权威,产生了形式多样化的执行偏差效果。第五部分依据“环境-制度-资源-能力”视角,优化环境扩大政策认同、纠正校内校外重心偏衡、补充配套资源支持与加强执行队伍能力建设,以此构建协同式的执行架构,优化执行效果。研究认为,政策与执行环境的紧张关系,造就了薄弱的认同基础,为执行偏差提供根本动力;党政高位推动带来体制压力与路径依赖,形成执行偏差空间,为政策的扭曲落实提供多元可能;配套资源欠缺,导致执法结构的松散,造成约束执行偏差的合力不足;执行主体的素质与能力缺陷,无法驱动地方实践的因地制宜与再创新。减负政策的分异化、抵制、弹性、替代式执行偏差,是环境、制度、资源与能力基于行为实践的交互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