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雄安新区的设立把空间结构的研究推到了风口。事实上,长期以来空间结构的重要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在经济学中,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就缺少空间维度的分析,而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者在对空间进行模型化处理后,主要关注集聚的重要性,对集聚的空间结构仍缺少考虑。在地理学中,传统地理学往往遵循“格局-过程-机理”的研究范式,注重分析空间格局及其演化过程,却忽视了后续的效应和机理探索,空间结构的绩效研究十分不足。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提供了空间结构影响城市发展的证据,增加了经济学对空间的研究,同时拓展了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格局-过程-效应-机理”）。空间结构研究的现实目的在于,探索如何通过要素的空间配置来提高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而希冀这种空间结构的优化能够有利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进一步发展。然而,从已有文献来看,究竟是哪种空间结构更有利于绩效的提高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检验。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提供了来自中国地级市市域空间结构的多维绩效实证研究,并探索了空间结构影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内在机制,为指导城市区域的未来空间发展提供了基础性依据。本文以空间结构的绩效分析为关键议题,构建涵盖经济—社会—环境三个层面的分析框架,从单中心和多中心维度实证分析其绩效表现,探索如何通过空间的结构调整来实现城市增长、社会和谐和生态宜居。这一选题突破了以往“多中心能提高区域竞争力、促进均衡发展和环境可持续”的先验性判断,将哪种空间结构更好的回答建立在严谨的实证检验之上。同时,跳出了以往单一维度的局限,构建了涵盖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的多维分析框架,回答了以下三个相辅相成的研究问题。1)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究竟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以及为什么?2)空间结构的社会绩效:究竟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更有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以及为什么?3)空间结构的环境绩效:究竟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更有利于空气污染的减轻以及为什么?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基于人口分布测度的地级市市域空间结构的绩效研究发现:第一,通过构建基于生产函数的实证检验模型,并引入历史工具变量处理空间结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发现单中心更有利于劳均GDP的提高。单中心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很可能是由于目前中国地级市集聚的收益仍大于成本,且单中心有利于学习机制的发挥、社会互信的建立,有着更强的资源攫取和控制能力。第二,通过建立空间结构和收入差距的经验回归模型,并使用工具变量处理空间结构和地区差异的反向因果关系,本文发现单中心更有利于市域范围内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这一发现很可能是由于子区域自身的发展约束和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小城市仍能获得发展机会。而多中心没能使得地区差异缩小则可能是中国地级市域内空间单元之间的规模互借程度不高,区域内部没有有效的连接,且多中心鼓励产业迁移和转型的效应尚未能完全发挥出来。第三,以PM_2.5浓度水平为空气污染代理变量,并设定经验回归模型检验空间结构和空气污染的关系,没有发现单/多中心空间结构影响PM_2.5的浓度水平的证据。空间结构没有带来预期的作用很可能是由于单/多中心对环境的作用是相互抵消的。其中单中心确实有可能使用更为清洁的公共交通和实现工业污染的规模治理,但也有更多的交通需求和工业生产排放,而多中心的平均住房面积也更大。此外,单/多中心空间结构并不影响空气污染的发现并不是由于污染在主次中心之间发生了转移。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是,以单中心为导向,积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空间体系,是现阶段我国地级市域层面兼顾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空间结构选择;当前我国城市热衷于在城市外围建设新城新区,这一政策实践要谨慎,应该放弃盲目地多中心建设,至少在中国地级市层面上以多中心为导向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