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人"现象是发生于30年代现代文坛上的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景观,不仅涉及到"第三种人"与左翼人士进行的文艺自由论辩,还涵纳了"第三种人"的历史演变过程,牵涉到以杜衡(苏汶)为代表的"第三种人"的文学理论观念与小说创作实践.本文试图对"第三种人"现象作一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力求补正目前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相关研究.第一章从历时性层面对"第三种人"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梳理,以文艺自由论辩为界碑,分为两个时期:前"第三种人"时期和后"第三种人"时期.在前"第三种人"时期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第三种人"的历史缘起,并探讨了"第三种人"与《现代》杂志以及与施蜇存、戴望舒、穆时英等同人的特殊关系,这一时期的"第三种人"拥有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基础;在后"第三种人"时期,由于历史、政治和人际关系等复杂因素的介入,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人士对"第三种人"的感情、态度发生突变,"第三种人"在杨邨人、韩侍桁的加入后逐渐向单纯的文学集团演化,1935年星火社的出现,标志"第三种人集团"的成立,有关"第三种人集团"的活动情况在本章具有详细阐述.第二章以杜衡(苏汶)为"第三种人"的代表,指出杜衡才华横溢,在编辑、创作、翻译和评论方面均有独到建树,曾被赵景深誉为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三驾马车"之一,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长期以来一直遭到历史遮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本章依据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对杜衡的文学观念和小说创作进行全面梳理与阐释,认为杜衡的文学观念从自身文学创作生发而来,更切近文学的本体层面,对左翼政治化的文学观念起到纠偏补正作用,而杜衡的小说创作具有"现代"与"传统"、"洋"与"土"交错共生的两重性,开创出自己异于左翼、京派话语圈,近于海派又有细微差异的独特的文学范式.本章期图揭开历史迷雾的长期屏蔽,还原一个人物真实的历史面影,继而以个案研究深化对于"第三种人"整体面貌的认识.第三章从两个视角对"第三种人"现象做出评价:一是左翼"同路人"问题,指出"第三种人"并非左翼文坛的对立面,而是一同前行的"同路人",客观上对于无产阶级文学起到有益无害的补充作用;二是左翼人士对于"第三种人"种种的苛求、非难并不尽合理,却又有其历史必然性,"第三种人"自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只不过一如"战鼓外的琴声",生不逢时.双方其实为一种错位的对话,但又在历史格局对峙的张力中共同构成、丰富了30年代文学时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