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由来已久。作为社群主义的一员主将,泰勒的诸多观点与思想即是在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中阐述的。在泰勒看来,要使得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更为明晰与有力,就必须澄清社群主义的批评,确定社群主义批评的靶心。澄清批评的关键是辨析本体论论题与辩护性论题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而明确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根本差异是整体论与原子论的差异。泰勒从自我与语言共同体、自我与道德空间、自我与社会想象三个不同的视角阐释其所主张的整体论,同时对自由主义的原子论进行了批评。首先,任何人只有在语言共同体之中才是自我,只有应用既有的语言才能做出自我解释。任何个体都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自我,而必须是处于对话网络之中的自我。其次,道德空间是自我无法逃避的另一个框架。道德空间之中的强势评价或性质差别提供个体行为选择的标准。再次,自我也是处于社会想象之中的自我,社会想象是赋予人的实践以意义并使之成为可能的共同理解。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不可避免地涉及对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主义的批评。泰勒认为,个人主义具有两种不同的意蕴,即表现个人主义与原子个人主义。界分这两种个人主义的依据是生成于西方现代性形成过程之中的本真性伦理。表现个人主义是对本真性伦理的彰显,原子个人主义则背弃了本真性伦理的主旨。由原子个人主义导致的个体生活的狭隘化和平庸化、意义的丧失与道德视域的消退,由工具主义理性的猖獗导致的目的的晦暗,以及由二者共同作用导致的自由的丧失,构成了西方现代性面临的三大隐忧。这些隐忧的存在,尤其是自由的丧失,挑战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在泰勒看来,消除现代性隐忧的关键路径是建构市民社会。泰勒认为,现代市民社会的建构依赖于现代道德秩序观的生成这一前提。现代市民社会应是源自于洛克的“L-流”与源自于孟德斯鸠的“M-流”两种源流的汇合,应是个人自出与政治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相结合的市民社会。在现代市民社会中,存有两种重要的调节机制:一是市场经济,人们经由谈判达成互惠的协定;二是元主题性的、极端世俗化的、外在于政治的、具有规范性地位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内,人们借助于多元媒介进行的多元交流凝聚成公众舆论,这个舆论逐渐但不可避免地成为合法化原则。在现代市民社会中,这两种调节机制不可或缺,它们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泰勒认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合法性危机不仅仅是由现代性的隐忧所导致,也与民主自身内含的民主排斥诱因的现实化紧密关联。民主政治要求建立具有强势内聚力的政治认同,没有这种内聚力便没有包容。然而,在现实的西方民主政治中,这种强势内聚力及其所要求的高层次相互信任却导致了对民主包容性原则自身的破坏,从而在政治实践中致使社会排斥的真实发生,进而导致民主理论的解释困境与对现实认同的破坏。为使西方民主政治走出困境,就必须消除这一排斥。程序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不仅没有消除民主排斥,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民主排斥的扩展与蔓延。在泰勒看来,消除民主排斥的关键路径是重构政治认同。在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重构政治认同的关键是单一民主国家之内的多元文化相互之间的平等承认。当然,这一平等承认不只局限于民主国家内部,同时也是多元民主文化共处的一个重要原则。负有不同认同的群体通过基于平等承认的对话来重构政治认同,以满足民主对爱国主义的需要。这一爱国主义必须符合共和主义论题,即爱国主义必须与政治自由关联在一起。在现代民主社会,真正的公民尊严在于参与自治。参与自治本身就是一种共同善,而且在参与自治的过程中有助于逐步培育并提高公民美德。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与自由主义的反批评是一个无休止的争论过程,也是一个相互吸纳对方观点的过程。对泰勒政治哲学的研究表明,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上无法走出自由主义困境,也无法摆脱社群主义自身的方法论限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基于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超越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深陷其中的方法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