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组织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代理问题,同时,完善的董事会治理结构能够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强经营决策的可靠性,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进而降低企业风险。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纵向发展使得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变得更加频繁,即业务和交易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这样的国际化大背景之下,伴随着市场的高速发展,我国对各企业的高管也提出了相应的国际化需求。已有学者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和人力资本国际化的不断深入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聘请外籍董事参与经营管理(Staples,2007),国际化的董事会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新趋势。依据资源依赖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董事会成员主要通过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来发挥其监督和控制职能。同时,高层梯队理论表明,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高层管理者的学历、性别和年龄等可观测特征以及价值观、性格等不可观测特征会影响其认知和风险偏好,进而影响他们进行战略选择和决策,而与中国内地董事相比,外籍董事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治理理念上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外籍董事的不同认知和行为处事方式可能会对董事会的治理效果产生影响。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也面临着较大的不稳定性,如何控制好风险成为了企业长远发展必须要考虑的关键问题。纵观国内外现有文献,大多关于董事会多元化的研究停留在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及工作经历多元化,并探讨它们与企业绩效、公司治理和企业创新等方面之间的关系,但由于董事会国际化也是董事会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Garcia,2015),鲜有文献研究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风险两者之间的相关问题。为了研究董事会国际化对企业风险的影响,及公司外部治理机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内部治理机制(两职合一)对上述影响的不同作用,本文以我国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上市公司公布的高管简历手工收集董事会国际化的数据,以贝塔系数作为企业风险的代理变量,通过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当上市企业董事会中存在外籍董事时,企业风险更低。(2)公司的内外部治理机制会对董事会国际化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具体而言:相比于机构投资者持股较高的企业,当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持股较低时,董事会国际化降低企业风险的效用更为显著;相比于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企业,当企业中的董事长没有兼任总经理时,董事会国际化降低企业风险的效用更为显著。以上结论在缩小解释变量的衡量范围、更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更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增加公司治理层面控制变量、缩小样本区间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同时,本文的进一步检验发现:(1)董事会国际化降低企业风险的作用机制是缓解代理问题以减少代理成本,进而降低了企业风险。(2)外籍独立董事和外籍非独立董事均能降低企业风险,但外籍非独立董事降低企业风险的效用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1)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提高董事会的独立性,增强董事会的治理效率。(2)加大推进机构投资者发展的力度。(3)强化企业内部监督机制。(4)合理制定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及相关政策实施。在理论层面,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董事会国际化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从董事会国际化的视角为企业风险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解释。在实践层面,上述实证结果证明了董事会国际化可以降低企业风险,一方面有利于投资者识别企业风险,另一方面也为上市公司完善董事会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