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发生于官方主导的文化环境下，发生于国难深重的局势下，发生于西方文化内部出现危机的情形下，由此导致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运思上表现出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论战之走向。虽然此次论战表现出不同的文化论战之走向，但实质都是为了解决如何吸收西方文化这一核心问题，由此达到重建中国本位文化的目的。　　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运思上主要表现出以下特征：依附于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阐述自己的文化建设主张；以民族作为文化建设承载的主体，将文化建设运动与民族复兴运动相合流，在民族主义视域下寻求文化建设的出路；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不仅应着眼于西方文化的吸收，还应该对传统文化加以一番的检讨和审视。透过这些特征可以获悉：此次论战所提出的中国本位为什么会与复古、专制、独裁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视域下进行文化重建是一件复杂的工作，中国本位文化派和全盘西化派的论争，实质是民族主体如何坚守问题的论争，这两者虽然在文化建设路向上不同，但最终所欲达到的目的都是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传统文化对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地位。　　同时，纵观各论者的文化建设主张可以明晰，在输入西方文化问题上已达成共识，而在如何吸收西方文化问题上，大家发生了相互间的论争。论争围绕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而展开，揭示出西方文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的不足，提出了各种文化建设理论和思维理路，但结果是未能形成文化建设的共识。这种结果的产生，源自于中国本位文化论的抽象性，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西方文化内部的分裂性。这说明处于此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化建设上已陷入无法走出的困境。但必须指出的是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文化建设路径却值得后来的文化建设者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