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江户时代以来,赴日中国人在日本经历了“散居市中——聚居’唐人屋敷’——集中’中华街’”的居住形态和区位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伴随着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从长崎到横滨等新开港市的时空变化,更暗含着中国人与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洋人在日本的贸易、文化地位的倒置以及中日之间关系与认知的变化。本文通过考察中国人在日聚居区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人在日境遇变化的问题,分析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这种新文明样态在日本发生的因由以及西洋介入、文化模仿方向转移与之的关联,进而从侧面勾勒出江户时代以来中日互动的曲线。进入十七世纪,唐人逐渐构建起了亲缘、地缘、业缘的联系,初期“唐人社会”业已形成。然而随着日本对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唐人与在地社会关系的变化,不仅是江户日本对唐人管理态度发生变化,唐人更是经历了从散居到聚居的处境变化。因此,十七世纪是研究在日中国人聚居区变化的重要时间切入点。“唐人屋敷”的建成是中国人在日居住形态变化的分水岭。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在日中国人居住形态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并随着中日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此消彼长而历经变迁。其存在于日本江户时代历时近180年,是中日经济、文化等多重关系的重要见证,并与出岛荷兰商馆共同成为江户时代对外关系的特殊产物,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伴随着唐船贸易的瓦解而走向终焉,商住一体的“中华街”取而代之成为华侨的新的汇集之所。在日中国人及其聚居区的变化,既是华侨史研究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中日关系研究领域中不可忽视的视点。以往的华侨问题研究专注于华商的经济贡献或者文化影响,但对于其聚居区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背后隐藏的原因和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却鲜有关注。同时,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这种变化的视角来探讨中日关系的研究更是一种全新的尝试。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缺少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梳理,在华人华侨史、移民史的研究中虽涌现了大量成果,对研究有一定意义,补充了中国人聚居区研究资料的不足,但同时,在这种研究框架下,对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的聚居区变迁的研究又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考量。本论从在日中国人构成、在日中国人活动、在日中国人聚居区、日本华侨社会以及依托赴日移民的文化关系等几个方面回顾了既有研究的情况。梳理了必要的中日文献以及代表性研究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从江户初期唐人散居到十七世纪末期聚居“唐人屋敷”最终中国人流向转移进而形成“中华街”的论述过程。十七世纪初期唐人大量东渡的背景以及唐人在日本社会的境遇是“唐人屋敷”形成的必要前提。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以来,大量唐人渡来,既有自中国秦汉以来历经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朝初期的双方往来作为历史基础,也有当时中日两国的各自情势提供助力。江户初期的“唐人社会”是以地缘为纽带依托唐寺组成“乡帮”进行自治,并由“住宅唐人”担任唐通事以及唐年行司对唐人进行管理的,当时唐人散居于市中,贸易活动相对自由。但十七世纪中日双方国家内部都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日本对中国、日本人对中国人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交往态度方面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加之风纪、走私、天主教传播等问题的侵扰,在日唐人社会管理也由唐人自治发展为幕府统制。“唐人屋敷”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唐人屋敷”是唐人管理变化的重要转折,这种管理变化既是性质上的变化——从自治到统制,也是管理主体的变化——从唐人自治到由日本统制。“唐人屋敷”的建立既有政治目的,又有经济功效,同时“唐人屋敷’的出现及唐僧、文化唐人的到来,丰富了“唐人屋敷”内外的文化内涵,对在地空间造成了文化影响,而作为长崎中国文化受容的基盘的则是人的方面——唐人的到来和驻留以及设施方面——唐寺以及“唐人屋敷”的相继建立。在灾害和骚动下常年的建物残破与动荡不安,以及唐人贸易的日趋瓦解,都使得“唐人屋敷”存在的立场衰微,失去了其原本存续的价值,同时外人居留地的出现和新地恰到好处的“喧宾夺主”,成了压垮“唐人屋敷”的最后—棵稻草。经历了近180年的“唐人屋敷”迎向终焉,江户时代以来的唐船商人聚居区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在日中国人出现了新的区位转移。研究“唐人屋敷”,不能忽视的是唐人在长崎境遇中参照物以及唐人贸易的经年劲敌——荷兰人及其所处的出岛荷兰商馆。在“唐人屋敷”与荷兰商馆博弈的过程中,日本文化模仿方向也在从唐风转向洋学,更令唐人在长崎的优位不在甚至处于劣势。江户以来一直到幕末,日本在对荷兰人和唐人的受容态度和管理上呈现出先窄后宽和先宽后窄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这与日本在不同时期所采取的国家政策、与东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及对东西方文明的态度等一系列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日本开港以后在日中国人呈现出两条流动轨迹,一是长崎内部的转移,即从过去的“唐人屋敷”转移出来流入新地、广马场以及大浦等外人居留地;二是在日本范围内从以长崎为中心,向其他新开港市转移,形成了横滨、神户、大阪、东京等新的中国人汇集地。明治以来的赴日中国人在新的地理区域内构建华侨社会的新的基盘。各地中国人汇集于一隅,延续江户时代的乡帮互助,共同开创事业,在各地形成“中华街”,如今长崎新地中华街、横滨中华街、神户南京町并居日本三大中华街,成为中华文化的海外表征地。由此,中国人在日本的聚居区从过去的“唐人屋敷”转身为今日的“中华街”。本论在以时间的进程和空间的转移为线索的同时,也关注到了从“唐人屋敷”到“中华街”的在日聚居区的发展过程也成为具有人员混血、经济互惠、文化融合、东西合一特征的新文明样态的产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