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体育自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身体”问题。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它都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本文试图以“体育思潮”为研究中心,主要探讨19271937年在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的十年建设期,体育思潮不同以往的发展特点和基本走向,并揭示出在外侮未清的情况之下,民族主义的力量最终促使“救亡”压倒一切,而体育思潮在此影响之下,不失“救国”主体,亦以“强国”为先。从《体育周报》、《勤奋体育月报》等刊物的相关言论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体育思潮的基本走向可以分为19271931年和19311937年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建国”成为国府初建到“九一八”事件发生前社会整体意识的主流话语。这时的体育思潮自然而然的沿着“强国”、“强民”的路线,以建设“新中国”为目标。从体育法令、法规、制度的制定到全民体育运动思想的普及再到自然主义体育思想的传入和发展无不渗透着强烈的“建国”热情。后一阶段,在“九一八”、“一二八”事件后,“救亡”成为整个社会活动的主体。面临外侮日盛的危局,民族主义的活力被激发出来,“尚武”精神再次被提倡,各种救国思潮如“航空救国”、“经济救国”、“外交救国”、“摩托救国”等纷纷涌现,而“体育救国”成为其中最为响亮的呼声之一。在这一阶段,体育思潮或是作为强国、御侮的手段被运用到全民总动员的实际活动当中,或是作为激发民众自觉的工具被不断倡导,不论形式如何变化,各体育思潮都不曾脱离“救亡”、“强国”的主题。总体而言,在19271937年间,体育思潮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从《体育周报》、《勤奋体育月报》等刊物的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到,1930年代在“建国”与“救国”两大主体意识的不断交锋中,“救亡”最终压倒“建国”,站在民族危局的前列,成为国人的共识。无论是前期的“建国”意识,还是后期的“救亡”意识,体育发展的目标都不约而同的指向“强国”。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1930年代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体育建设”,在民族主义的主流话语中被高度组织化,成为保国、保民的载体。故而,近代体育思潮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在内部认识还是在外部表现上都无可避免的产生“异化”问题。因而,还原体育的本质意义和对人类身心的诉求,以期充分的理解体育运动的广泛意义和把握人类应当追求的方向成为近代以来体育发展的未尽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