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唯识学的复兴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因缘”，其发生的契机，亦正为侯外庐等史学家所划定的“中国启蒙时代”。因唯识学具有严谨细密的理论特点，且以印度特有的逻辑学“因明”为方法论骨架，具有一定的理性精神，在近代西学东渐、“新学”肇兴的文化背景下，与作为当时主流时代精神的“启蒙”学风之间，具有诸多相关性。近代佛教唯识学的理论中心，为杨仁山、欧阳竟无所开创的从金陵刻经处到支那内学院一系的佛学系统，诸多著名的政治革命家、思想家、学者，若章太炎、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汪康年、沈曾植、陈三立、鲁迅、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等，多曾不同程度地受到他们这一系佛学思想的影响。　　杨仁山早年通过各种途径于日本寻回国内业已亡逸了的早期唯识学的诸多典籍，倡导斯学，不遗余力。而杨仁山的学术继承人欧阳竟无所开创的“支那内学院”，完全以唯识学为思想取向，企图回归斯学原旨，反思了中国佛教如台、贤诸宗的思想。欧阳竟无的后学吕澂，精研梵、巴、藏文，博通佛教经论，以唯识学为理论取向，系统梳理了印中佛教的整体发展脉络，并提出了“本寂”与“本觉”的判教理念，并考证“伪经”，彻底批判和反思了“汉化”佛教的各宗义理。——以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三代学人为代表的内学院一系佛学，以对中国佛教旧传统的批判意识贯穿始终，因之，本文试图在“启蒙”作为时代文化背景的视角下，去理解和探讨内学院系统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三代学人的佛学思想中对于中国佛教传统所进行的批判。　　本文首先通过探讨唯识学在明末清初与晚清近代的两次复兴的时代文化背景，揭示唯识学与近代启蒙思潮之间的相关性，进而分析作为近代唯识学理论中心的内学院系统的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三代学人佛学思想中的传统批判意识的理论来源、学术特点与内在的继承性。　　最后，本文试图指出支那内学院一系佛学在调和佛教“理性”与“信仰”过程中面临的一些两难问题，把此一系佛学的思想特征归纳为“启蒙时代的信仰建构”，并尝试总结内学院一系佛学思想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