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取了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即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到抗战前为研究对象。这一时期是白话文运动已经完全站稳脚跟,而白话文内部本来就存在的语言观念的分歧,因为一种新的语言观念的破土而“内爆”分流的时期；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主要文体在语言上渐趋成熟,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纷纷创作出了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的时期。上编重点考察这一时期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围绕“大众语”问题的语言论争以及各种语言观念的交锋；下编根据作家是否有语言的自觉,以及考虑到文体的平衡,选取四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鲁迅、周作人、闻一多、沈从文,考察他们个体写作的语言体验、语言观念和语言想象。需要说明的是,对鲁迅的选择是忽略了文体因素的,因为鲁迅与现代汉语的关系是逸出了文体界线的,本文是在考察作家写作的多种语言可能性的出发点上选择了鲁迅。其他三位作家周作人、闻一多和沈从文分别算是散文、诗歌和小说写作的代表。具体来讲,对鲁迅的研究着重于他的语言体验,对周作人和闻一多的研究着重于他们的语言观念,对沈从文的研究则着重于他的语言想象。当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不可能这么泾渭分明,语言体验、语言观念和语言想象交叉论述的情况时有发生。全文的重心在下编,上编是它的语言运动背景和语言理论基础。目的就在于,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段大的语言运动潮流的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重点透视作家个体“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各自独特的心路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野草》是鲁迅写给自己的,是自己与自己的交谈,是鲁迅在沉静中由外部社会现实走向内部心灵现实的语言历险。一路上与他为伴的只有语言,也只能是语言。他与自己交谈,同时与语言交谈；他通过与语言的交谈确认自己的存在,通过与自己交谈走向语言。对于周作人的讨论,以《看云集》作为中心,是因为这个集子在周作人整个语言观念的流变中处在一个枢纽的位置,从它入手可以带出周作人前前后后的语言思考和语言观念的脉络。《死水》是闻一多的代表作,也是他“格律诗”创作理念的实践之作,围绕《死水》的语言讨论也比较多,通过它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对现代汉语从草创期到逐渐成熟的考察。沈从文是一个多产作家,而《边城》是他在文体上最成熟、语言想象也最空灵的作品,主要表现为“及物”与“离物”的融合；得意不忘言；直而幽、白而雅、诗而真。通过对这一时段公共空间的语言论争和作家个体现代汉语体验的考察,呈现一个时期大体的语言面貌,并勾勒出它与上下时期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一个剖面展示现代汉语发展的年轮,以及作家与现代汉语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提供一个语言切入的视角和维度,将文学与语言的关系上升到一体两面的高度来理解和认识,打破传统语言工具论的拘囿而“在汉语中理解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