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的整个转型期,在农业资源禀赋状况并不十分理想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有力地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难题。而且,转型期中国农业在实现自身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同时,还不断适应着中国已经发生并仍然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经济与制度转型过程。如何正确总结中国农业在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又还存在哪些不足,不仅对于未来中国至关重要,而且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坚持实现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未来农业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农业面临着外部条件剧烈变化的必然选择。作为集约型增长方式的集中体现,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投入产出过程中生产单位将投入转变为产出的转化效率,诸如技术进步、效率改善、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之外的因素对于产出增长的贡献和作用,最终都会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之上。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因为其宽阔的视野和巨大的兼容性成为一个相当理想的分析框架。整个论文基于转型的视角,以全要素生产率理论为理论框架,以生产前沿面方法为实证框架,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合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和可行能力方法等原理,在基本面上对中国农业的供给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农业生产中的要素利用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省区变化模式(时间和空间),行业基础,增长因素分析(微观和宏观)和人力资本投资价值等。论文主要从微观家庭禀赋、宏观制度变迁、人力资本和可行能力方法的角度深入探讨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增加农民福祉的具体政策实现路径,为深入理解转型期中国是如何改造传统农业的提供政策依据。论文属于事后研究的范畴,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采取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全文共分作7章。第1章,论文导论部分。作为全文的一个鸟瞰,本章首先对论文的选题、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做出说明。其次,详细阐述了论文的工作目标和研究内容,及其在论文中是如何组织布局的。第三,详细交代了论文的研究视角,包括基本假定、研究方法和详细的数据来源。最后,是文献综述部分,除了对所涉及到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以外,重点是对相关领域的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述评。第2章,提供一个关于农业生产率方面的总体中国印象,即对转型期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历史变迁和基本事实进行讨论。这主要包括单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其所反映技术进步特征的实证,然后借助于生产前沿面方法的非参数分解框架,对总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度量和分解。本章的重点是对转型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源泉的时空演变(时间演变、空间分布和空间演变)模式进行实证分析,并立足于经济增长收敛性理论对其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性等进行实证检验。第3章,寻找转型期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与变迁的行业基础。立足于宏观和总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析基础,本章借助于生产前沿面方法参数分解框架和《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微观行业数据,对转型期农业内部21个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度量和分解,以此寻找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源泉的行业基础,夯实整个论文的实证根基,得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使之不会因为行业差异所导致的偏差而产生政策上的误导。第4章,寻找转型期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微观决定性因素与源泉。本章以湖北省农户微观数据为例,从农户家庭禀赋的微观视角来寻找农业生产率的微观决定因素与增长源泉,为整个论文研究工作和政策建议提供微观基础。针对发展中国家农业效率与农户规模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命题的讨论,本章在一个更为宽阔的视野内详细讨论了“小农户更加有效率吗”这一命题,这一视野包括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成本利润率、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等,从而弥补了传统研究往往只从土地生产率角度进行分析的局限性。第5章,寻找转型期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宏观决定性因素与源泉。本章首先在对转型期中国农村主要经济制度变迁进行历史回顾和性质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在省际层面上进行有效数量化,然后通过建立省际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从制度变迁的宏观视角,实证分析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构成的宏观决定因素和机制,深入探讨宏观经济制度变迁对于整个农业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整个工作在前文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论文研究对象的宏观表现。第6章,探讨人力资本投资与农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对人力资本投资所具有的更为根本性的构建性价值予以高度强调。本章首先在对各省区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进行定量估计的基础上,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作用于农业增长的直接要素效应和间接效率效应进行有效区分与实证估计,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工具性作用。然后,基于人类发展的发展观和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方法,本章从农民应当充当中国农业转型过程的主体性角色出发,全面论证了对农民进行投资和“能力建设”对于提升农民参与整个农业发展和中国发展过程的可行能力所具备的构建性价值。第7章,论文基本结论和研究展望。包括论文整个研究所获得的基本结论和所蕴含的政策含义,属于总结性述评。除了论文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可能取得的创新以外,还包括其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针对这些不足,论文需要在哪些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是为研究展望。论文基本结论认为,坚持向以扩大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为目标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是过去中国农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即使考虑作为一种集约型增长方式,从其具体实现路径来看,实现技术进步与效率增进并存的“双驱动”型生产率增长才是未来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总的来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前沿技术进步贡献,效率改善的作用有限;其对整个农业增长的贡献基本上是顺周期的,与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程度高度相关;除了存在条件收敛性以外,其并不存在其他收敛性情况。从农业内部的各行业估计来看,不同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增长模式存在显著差异,需要采取差异性政策措施,其中普遍的技术进步特征与效率恶化现象主要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从生产率的增长因素分析来看,农户微观家庭禀赋和宏观经济制度变迁是影响着其增长的重要决定性因素。论文基本结论还认为以往关于农业效率与农户规模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的假说需要在一种更为宽阔的视野内予以全面审视,小农户是否真的享有相对于大农户效率上的比较优势取决于整个政策导向上需要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除了对农业增长存在着直接生产要素效应和间接生产率效应的工具性价值以外,更为根本的是其对于整个人类发展具有更为深刻的构建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