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治经济能人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主体之一,是中国传统社会有序治理不可回避的力量。村治经济能人在参与乡村振兴实践中能发挥权威效应,但其权威一旦超过限度,往往会引起民主价值和效能价值的冲突,导致权威负向效应问题。经济能人治村作为村民自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民主化推进过程的阶段性进程,有一定的适应性和客观合理性,村治经济能人凭借社会经济力量能对村庄建设做出巨大贡献,有利于提高治理效能、推动经济发展和维护秩序稳定等,极大地增强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力量。对于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负向效应和消解研究,不仅可以扩充和丰富村治能人相关理论研究,完善乡村治理研究体系,而且可以对基层民主自治现状进行反思,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更好的服务全局发展。本文运用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法,通过对浙江省X村实地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以乡村振兴战略为视角,重点探讨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运行逻辑。结合权威理论和善治理论,通过权威结构及其效应、权威负向效应表现和成因、权威负向效应消解途径对X村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进行定性分析。村治经济能人权威是一种混合型结构的权威:主导地位的卡理斯玛型权威、既有式微又有崛起的传统型权威以及存在着不同程度削弱与加深的法理型权威。作为村庄治理的主体,村治经济能人的权威效应主要体现在村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具体表现:通过凭借双重角色处理村务,提升村民自主性,收集民情民意,增强班子凝聚力,推动村庄民主政治发展;通过扶持优化村庄产业,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带领村民提高收入,激发村庄经济活力;通过完善公共服务,改善村庄生态环境,发挥捐款榜样作用,推动村庄社会发展;通过创新乡风评选活动,助力改善村庄文化设施和活动,打造企业特色文化,促进村庄文化振兴。研究认为,村治经济能人于乡村振兴背景下权威负向效应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村务专权、政治排斥和资源垄断下的极权主义,二是基于控制和动员的村庄选举,三是经济人思维下的威权治理,四是人情关系和权威依附下的利益结盟。权威负向效应产生的原因也是复杂多样的,外部监督、内部制约和法制约束的权威边界限定不足是环境限制因素,村治经济能人主导了村庄权威支配关系是村庄内在因素,村干部、村民面对权威的迷茫和冷漠是主体互动因素。为解决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负向效应问题,基于权威理论和善治理论基础,本文进一步提出三大消解策略。即通过完善村庄外部监管监督、建立村庄内部制约机制、强化法律制度的约束作用,构建村庄法理型权威以推动村庄法治建设。通过健全村庄体制外能人参与机制、厘清村级公共组织的参与职责、建设党领导的多组织参与治理,构建党领导的多元治理以推动乡村自治体系建设。通过优化村干部的治理空间、培育村民的自治精神,构建村治经济能人与村干部和村民间良性互动以推动村庄德治秩序建立。村治经济能人权威负向效应消解有利于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和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同时也能使民主效能与价值效能高度统一,推动乡村走向善治之路,真正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立足乡村振兴战略,以村治经济能人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其权威运行过程,总结积极经验并归纳其中问题。旨在用中国特色乡村能人推动乡村本土化问题的化解,不仅能够有效回应国家对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实施要求,而且为优化乡村治理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思路。但是,研究依旧存在些许不足。限获取的相关数据资料不够全面,研究准确性受到一定影响。在消解建议上缺少对“三治”协调融合的进一步探析,研究完整性也受到一定影响。另外,由于职能职位和文化水平的差异,十几位受访谈人员不足以反应村庄和村治经济能人实际客观状况,使得研究对权威负向效应以及成因的挖掘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