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峰造像毗邻浙江省杭州市灵隐寺,是我国东南地区最大的佛教造像遗存,其开凿年代为五代至明代,其中以元代造像最具特色。飞来峰造像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初,多年来,学界对飞来峰元代造像的粉本来源争议颇多,尤以21世纪初开始的西夏说与西天梵相说最具影响力。通过造像宝冠、发髻、服装、璎珞、台座等的具体分析,可以得出观点——飞来峰元代造像的粉本来源不隶属与西夏和西天梵相,它有自身的特色,分别是:空间塑造中的中国园林美感;避免过多的细节刻画;雕凿边界线的模糊性。概言之,飞来峰元代造像并未沿袭前代风格,它更多是具有自身的特色,创造了一种新风格,并对明代永宣造像产生影响。在飞来峰元代造像创造出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同时,毋宁说也是一个新时代造就了飞来峰元代造像的独特风格。飞来峰元代造像独特的风格并非横空出世,它背后隐含着君主忽必烈的意志和有元一代的政策。包括:民族一统的政治局面;推崇汉法治国;兼容并包、莫不崇奉的宗教政策。元代君主对长寿的渴求和对下一代君主的期许,也在造像题记中有所展现。又,一直困扰学界的第99龛造像独特组合形式的问题,也可以结合当时的背景和造像题记来解释。与此同时,《大元至元辨伪录》所记载的佛道之争,与飞来峰开凿的时间接近,从中可以窥见飞来峰造像汉藏并存式布局的意义。无论是从造像风格,还是从造像背后的历史情境来看,飞来峰造像均体现出佛教的中国化。正是宋代以来佛教的本土化逐渐完成、忽必烈对汉法的重视与海纳百川的胸怀、西藏自元代以来的归附促成了汉藏民族的交流与融合等原因,促成了中国化的飞来峰造像的形成。指出飞来峰造像中国化的特色,对飞来峰造像的整体认识,以及佛教中国化进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个案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