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规制探讨的是与市场资源配置相契合的权力规则的设定问题,规制体制则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职能定位、权力分配规则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的设计与规范。对政府规制体制问题的思考直接回应的是来自媒介市场化进程中产业快速发展的现实和公众在公共舆论平台上的日益增加的表达诉求,以及对传统的媒介管控方式愈来愈表现出与经济发展与民众现实需求的明显的不适应性等问题的关注,讨论的焦点却是传媒业管理中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中国传媒业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传播观念的变革,给传媒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媒介经历了从主要作为宣传工具到逐步过渡到凸显产业功能,从广电、电信、新闻出版等分业规制到产业融合发展趋势与对融合规制需求的逐步形成,从广电媒介占据行业传播主要地位到现在网络新媒介后来居上甚至大有取代传统媒介优势地位之势,等等。中国传媒业正经历着从微观发展形态到宏观规制体制的整体性变革。在传媒业繁荣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诸多的发展难题：来自制度变迁惯性与传统媒介管控方式造成了当前媒介功能的单一化与宣传僵化；政府规制职能定位不清与传统的“管办不分”造成了市场发展的迟缓；行政垄断扭曲了市场机制,造成了市场秩序混乱,效率不高。市场自主发展的诉求和政府依然严格的管控意志之间的不断冲突成为制约传媒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中国传媒业处在双轨运行的情势之下,一方面传播内容依然受到来自政府的严格管控,另一方面在市场化运作与产业发展过程中主动扩张的意愿又在逐渐增强。这些矛盾都将焦点集中指向当前的媒介规制体制。从规制体制变革的宏观背景来讲,当前媒介规制体制变革主要面对的是三种力量：来自传统政治领域的制度控制惯性；源自市场领域的资本扩张动力；以及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对传统规制理念的挑战。政府、市场与技术三种力量的角逐成为推动传媒业规制体制变革的深层次推动力。中国传媒业的规制变革并非始自今日,在此前的多次改革中,除了在具体的管理运作等业务层面用力甚多外,也部分触及到规制体制的层面。但是,中国传媒业的改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遭遇到体制性因素的约束。这些体制性的约束因素主要包括：第一,规制体制格局在横向配置上存在着规制主体众多与规制权力分散配置的突出特点。第二,规制权力在纵向配置中存在着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的规制主体之间职能定位区分度不高的特点。第三,规制权力配置受到现有体制的约束性较强,在传媒领域内的单一市场化改革很难打破原有系统利益格局的约束。体制“刚性”成为市场化进程进一步推动的强约束性力量。并导致了目前传媒业政府规制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来自传统政治领域的制度控制惯性所造成的管控边界模糊以及意识形态宣传僵化等问题。第二,源自市场领域资本扩张需求与传统制度供给之间“供需不平衡”等问题。第三,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对传统规制理念的挑战与规制困境问题。综上所述,传媒业政府规制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都集中呈现在体制本身的硬约束上。因此,论文的研究结论是：技术变迁与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政府规制必须打破传统媒介规制的思维模式,要从全媒体角度考虑规制体制调整与规制权力配置问题。在数字化的浪潮中,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是整体融合或者整合的关系。只有从全媒体的角度理清媒体与规制对象的关系,才能制定全面有效的媒体规制机构和政策。未来我国传媒业政府规制体制也将努力适应媒介融合态势并加快改革步伐,建构适合本国国情且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规制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