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1917-1927年)是包括新诗在内的中国新文学草创时期,更是中国诗歌脱胎换骨的时期。在与古典诗歌传统彻底决裂以后,新诗作者大多将目光投向了国外,通过借鉴他者构建自我,在引入外国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翻译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徐志摩的译诗实践发生于新诗草创期和建设期,研究其诗歌翻译对于新诗规范建立所起的作用,具有重大意义。新诗在打破一切语言和格律的束缚之后,翻译和创作均呈现出非诗化、散文化的倾向。从翻译的层面窥视新一代诗人由非诗化抒写到致力于诗形建构的转化,揭示诗人在追求文学现代性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矛盾,可以描绘翻译与国别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论文借鉴系统规范理论,将徐志摩的诗歌翻译活动置于五四的文化背景下予以考察。五四激进主义使得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彻底决裂,新诗创作没有可资借鉴的资源。因此,译诗充当了中国新诗创作的模板作用,对国外诗歌内容和形式进行模仿,源语倾向的翻译规范居于主流地位。五四时期重构了“信”的规范,白话的使用、诗歌建行形式的移植都有助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在翻译选材上,不同文学社团之间存在分歧,表现了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诉求;在诗歌韵律的翻译上也存在分歧,“无韵可为诗”助长了非诗化的倾向。在诗歌创作及翻译中,诗化、秩序化是20年代中期以后新诗发展的趋势。在简单勾勒了20世纪初期的诗歌翻译规范之后,论文讨论了徐志摩的翻译思想、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并对徐志摩译诗的成就进行客观审视。徐志摩对白话的作用、译诗形式和内容的探讨,表现了其译诗观的现代性。徐氏翻译选材的驳杂性和浪漫主义倾向性,是时代翻译规范和译者主体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更为重要的是,徐氏的译诗是在一个白话平民自由诗极度盛行的时代积构建诗化的语言形式和诗行结构,这对于20年代后期新诗诗化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徐志摩译诗发生于新诗从自由散漫化到格律化转变的时期,因而其译诗兼有散文化、平民化与诗化的特征,其诗化特征促进了20年代后期中国新诗的形式规范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