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不是禁烟运动中“弛禁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思想上主张禁烟,在全国禁烟运动中以实际行动支持禁烟,并取得一定成绩。在鸦片战争中,主张“和议”政策,主持大沽会谈,因劝说英军南下、使清政府的政治中心远离战争威胁而受到道光帝的嘉奖,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全权负责对英谈判事务。琦善在与英人的“广州和议”里,一直坚持和议政策到底,在军事方面未曾撤防,且一定程度地加强了广州防务。整个和议期间,琦善没有签署割让香港的《穿鼻条约》。琦善没有主观恶意的“卖国”,却也没有尽职地履行一名封疆大吏的职责,客观上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他的言行举措,间接影响了中国的一个历史时期。相较之于个人的荣辱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鸦片战争让中华民族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这是鸦片战争给于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