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在我国司法改革的浪潮中,审判方式的改革仍是一大难题,是块“难啃的骨头”。而民事案件取证难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存在。证据是法官审理案件的依据和支撑,而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积极事实的一方当事人负有承担举证责任的义务。然而在实践中,当事人收集证据的能力较弱且在收集过程中面临的阻碍较大。因此,学界与实务界普遍认为,我国应当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在不断增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能力的同时,为避免法官内心过早形成心证,坚持其在审判时的中立立场,需不断弱化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而律师调查令是当事人调查取证的重要途径,从我国多年的司法实践可知,律师调查令是富有生命力的。为此,为保障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有必要继续坚持推行律师调查令制度,并对其制度加以完善。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为对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总体概述。第一,阐述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含义以及法律性质;第二,说明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法律功用;第三,分析律师调查令制度的价值,包括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第四,说明我国建立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学界和实务界中,学者对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法律性质存有较大争议。有些学者认为律师调查令是基于法院的授权,有些学者认为是基于法院的委托。本文认为,律师调查令是法院签发的一种带有公权力性质和一定强制效力的法律文书,是对律师调查取证工作的一种支持。第二部分阐述了我国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的现状与问题。首先,说明我国现行法律对律师调查令制度的相关规定以及律师调查令制度在我国的施行现状;其次,指出我国各地试点的效果;最后,说明我国律师调查令制度存在的问题。目前,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律规定中,未无律师调查令的相关规定,所以对其存在的合法性还仍有待相关法律的明确授权。虽然法院有出台律师调查令的规范性文件,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制度规范,不利于其全面施行,有损司法权威。第三部分为对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域外考察。此次域外考察主要系对英美法系国家的美国和英国以及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和日本的律师调查令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和大陆法系国家的文书提出命令制度都是为了保障案件一方当事人能够顺利获取对方当事人或案件第三人掌握的证据,但两者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首先,证据开示制度的证据较为广阔,且因法律较为严厉惩罚措施的规定,法院介入的情况相对较少。而文书提出命令制度需要法院的充分介入,具有浓厚的法院职权干预色彩。可见法院是否积极介入干预调查是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收集制度的最大区别。第四部分为我国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完善建议。首先,需明确我国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法律地位,并且对律师调查令申请主体、适用范围,律师调查令申领、审查、取证、回复等各种文书格式等建立起统一的规范制度,再者提出建立相应的罚则体系并完善其配套设施等完善建议。为顺利推行和完善律师调查令制度,可建立针对律师滥用调查令和相对人不配合调查取证进行惩戒的罚则体系;也可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方式立法、最高法院总结各地调查令制度试行经验提出全国统一的调查令制度试行意见等方式完善律师调查令制度的配套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