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恶性肿瘤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化疗作为恶性肿瘤综合治疗中必不可少的方法,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纺锤丝毒性药物(如紫杉醇、多西他赛等)是妇科肿瘤治疗中常用的一线化疗药物。在临床工作中我们观察到：在化疗初始阶段,肿瘤一般对所用药物敏感,但在随后的不同阶段多数肿瘤会出现耐药、复发,还有部分肿瘤甚至在初始治疗的过程中就出现耐药。肿瘤耐药的机制是复杂多样的,关于纺锤丝毒性药物的耐药机制的研究目前多集中在多药耐药基因与肿瘤耐药的关系方面。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在体外培养中,有些肿瘤细胞在接受纺锤丝毒性药物治疗过程中除部分以凋亡告终外,还有部分肿瘤细胞并不表现为凋亡现象,而是以形成多倍体(四倍体甚至八倍体)细胞为特征；这些多倍体肿瘤细胞不仅没有被化疗药物所杀灭,反而在短暂调整后继续进行DNA的复制,他们不但可以长期存在,同时表现出了对多种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更强的耐药性,我们推测,这些化疗筛选后的“幸存者”是肿瘤耐药、复发的根源之一。国外的一些研究也报道了相似的结果：多倍体肿瘤细胞具有高度的遗传不稳定性,对放化疗均极不敏感,具有多倍体亚克隆的肿瘤预后更差。因此我们提出“纺锤丝毒性药物诱导形成的多倍体肿瘤是耐药的重要表现或又一重要机制”这一假说。课题的前期研究初步探讨了多倍体肿瘤细胞发生凋亡逃逸及耐药的可能机制,发现：在纺锤丝毒性药物诱导产生多倍体肿瘤细胞过程中,凋亡通路的异常,特别是抗凋亡基因Bcl-2的异常表达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多倍体耐药中,同样发现Bcl-2的异常表达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作为纺锤丝毒性药物发挥细胞杀伤作用的主要途径,凋亡通路上各调控点的正常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实验表明,Bcl-2作为凋亡的各种信号转导途径的共同通路或交汇点,可增强细胞对大多数DNA损伤因子的抵抗性,抑制大多数化疗药物所引起的靶细胞凋亡。这与我们的实验结果一致,因此提示：抗凋亡基因Bcl-2的高表达在多倍体肿瘤形成及耐药过程中的调控作用,很可能成为后续研究对抗多倍体耐药的重要切入点。那么临床中,经紫杉醇等纺锤丝毒性药物治疗后耐药、复发的肿瘤是否也出现上述变化——形成多倍体?本研究拟通过临床肿瘤组织实验,进一步探讨经纺锤丝毒性药物治疗后肿瘤DNA倍体的变化(多倍体肿瘤的形成)与耐药发生的关系,及抗凋亡基因Bcl-2的表达在多倍体肿瘤的形成及耐药发生中的意义。方法：收集15例临床经纺锤丝毒性药物治疗前后的同一患者的肿瘤组织病理(包括复发耐药及正在进行新辅助化疗的两类患者),应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经纺锤丝毒性药物治疗前、后DNA倍体的改变情况,同时,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化疗前、后组织中抗凋亡基因Bcl-2的表达情况。结果：1、复发耐药肿瘤中DNA倍体的改变与Bcl-2的表达情况复发耐药组共9例,与化疗前相比,复发耐药后肿瘤组织中多倍体细胞数目的增加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Bcl-2在耐药组织中的表达较化疗前明显升高,且与多倍体细胞数目的增加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791,P<0.05)。2、新辅助化疗组DNA倍体改变及Bcl-2表达情况新辅助化疗组共6例,化疗后多倍体数目增加者4例,对应Bcl-2表达增高者3例,其中2例在随后化疗中发生耐药(均在第7疗程后出现耐药)；多倍体数目未增加者2例,对应Bcl-2表达未增高者1例。结论1、经纺锤丝毒性药物治疗后肿瘤的倍体变化(多倍体肿瘤的形成)可能是耐药的重要标志及原因之一；2、抗凋亡基因Bcl-2在肿瘤组织中的高表达是多倍体肿瘤形成及耐药的重要调控因素之一；3、多倍体肿瘤耐药涉及多种复杂机制,并非Bcl-2单一调控,仍需深入研究；4、通过调节Bcl-2等凋亡通路中关键基因的表达可能有效的抑制多倍体形成及耐药的发生,同时,根据体外试验肿瘤细胞对纺锤丝毒性药物的反应(形成多倍体或发生凋亡)可能为临床选择合理的药物、预测肿瘤患者的预后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