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风向标。村民问题曾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现在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问题。可以说，没有村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作为现代文明构成要素之一的政治文明建设也不能缺少了广大村民的参与。　　 伴随着经济上自主权的获得，村民的开放意识、商品观念开始形成，独立人格逐步形成。由于利益的相对调整和村民的相对独立，村民产生对政治参与的迫切要求。同时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村民自治的实行，使得我国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程度也都有了较大的提高。现实的需要和现代化政治浪潮的推动使得广大村民正在学会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如何表达和捍卫自己的权益，如何更开放地参与到利益分配。这种参与是否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主要取决于政体的制度化程度以及制度的容纳能力。目前处在结构性弱势群体地位的村民缺乏必要的利益表达渠道，村民有时倾向于一些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表现为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与利益表达。当前我国村民非制度参与行为主要表现形式有行贿、越级上访、阻收、逼退，恶人治村等，并表现出问题特征聚集明显、规模扩大化趋势明显、参与群众的诉求具有复杂性和事件原因具有多样性等特征。　　 另外，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村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行动选择上存在差异性。中央政府面对村民非制度政治参与时，它的回应行动是偏向宏观、总体的决定，主要为政策修正、约束下层两种。而地方政府的行动更为多样化，包括四类：信息不对称：对上对下的风险控制；政治太极：灵活多变的对策措施；禁、堵、劝、哄：软硬兼施的应对策略以及秋后算账：是是非非的打击报复。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应对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措施包括慎重区别对待各类非制度参与、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改进现有体制、提高村民政治素养和改善基层干部作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