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约200年以前，在湖南湘乡诞生了后来令国人又恨又爱的曾国藩(1811——1872)。成年后的曾国藩循着传统文人不得已但也已经习惯了的模式，走上了那条科举取士的道路。其间虽经历了些许坎坷，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中试，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后由道光帝拔置为第二名，改翰林院庶吉士，仕途之舟从此启航。历经九载的官场磨炼，他从翰林院侍讲学士连升四级，官拜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又任兵、刑、吏部侍郎等职，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后又首倡洋务运动，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同时，积极参与、敦促清政府派遣幼童赴海外留学，促成了中国官方首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事实。 作为一个晚清政府的二品大员，在家庭伦理理道德教育方面，于一生短短的60多年的时间里，他修家书、日记数以千计，字里行间满溢着对兄弟子侄的教育、训导、劝勉、关爱和对乡里邻人的关心、帮助、扶济，使他家的家风、家运、家训得以传承，使其后辈子侄得以成名、成才、成功，绵延几代而不绝；另一方面，他又以文职从武，招兵募勇，组建湘军，以比武将更为残忍的手段，血腥地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捻军起义，并在处理天津教案中，残民媚外，遭到举国的痛骂，“曾剃头”、“民贼”、“刽子手”的帽子一顶一顶地扣在他的头上，也的确不为过分。对于曾国藩，人们爱其有万般理由，恨其也自有桩桩史实。 笔者无意详述学界及民间对近200年前的这位同乡的奖誉或攻伐之词，只是在对其家书的爬梳中，有感于他的治家言论和行为，以及他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传承、光大和对现代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启示意义，成此浅论，也以此总结学业，更希望对社会文明的提升有所助益。 探讨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应从叩问悠远厚重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入手，通过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源”、“原”的探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中国文明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保持着非常明显的连续性，也就是说，中国是在没有完全剪断原始的宗法血缘关系的脐带的前提下进入文明社会的，或者说是在原始的宗法血缘结构没有得到完全解体的情况下进入文明社会的，这种宗法关系得到长期遗存的特殊性必然衍生出悠远的家庭伦理文化，而对其功能结构而言，又使得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文化显得格外厚重。这种悠远厚重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传承与光大，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历史长河中一个个特别的历史人物来担当的。而要把握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脉落及其律动，便必然应把目光聚焦于这些特别的人物身上。而我们从中国家庭伦理文化的产生、衍化、发展、繁荣到逐渐衰落的过程中探考省察，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晚清时期肪股之臣的曾国藩，一方面饱受中国千百年来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浸润，另一方面又生活在内忧外患、‘时事日非、动荡不定的社会时代，独特的人生际遇和个人的秉性天赋使得他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有独到的理解和特别的传承之方。曾国藩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集大成者，这一论断主要是基于:第一，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以传统伦理治家的忠实的笃行者，传统伦理通过家庭生活得以全面展示和体现，或者说曾国藩是以家庭作为实践传统伦理的基地，传统伦理经由与家庭生活相结合而显得具体、现实，贴近生活，所以曾国藩实际上是活化了传统的家庭道德。第二，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所涉及的层面之广，叮泞训导之细，形上与形下结合之镇密远非前人所及。第三，曾国藩的家庭伦理虽然也是传统的面孔，但是他己经对传统家庭伦理文化的僵硬面孔进行了较大的修饰，冰冷的面具被温情脉脉的面纱所取代，相对于前人，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空前地展示了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的温馨的层面。 当然，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的特质都是通过具体内容来体现的。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内涵与特质进行了阐释: 其一，孝梯为立家之本。从“孝梯廉耻，胜于功名”、“永言孝思，孝思为则”、“先于孝而后于忠”、“兄弟之际，惟爱以德”四个方面，对曾国藩的孝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阐明曾国藩的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仍然是传统的，言行总不离儒家的忠孝仁义。但是，当曾国藩把儒家伦理渗透于家庭生活中时，并没有做浮夸空虚之说教，而总是在琐碎实在处用功，使得传统的儒家道德与现实生活非常贴近，冲淡了传统儒家伦理的肃杀森严之气和僵硬空泛之风。 其二，勤俭为持家之道。从“谦俭之风，惜福之道”、“勤俭持家，奢侈亡族”、“不留钱财与子孙”、“散财济人，掌控盈虚之道”四个方面，阐明曾国藩勤俭持家的一惯思想和于细微处着力的持俭之道，并用较多的笔墨对曾国藩散财济人、掌控盈虚的自俭也是自概之道进行了重点的论述。 其三，教化为兴家之策。从“八本传世，除傲戒惰”、“知德意趣，兼修兼成”、“自立自强、耕读为要”、“以志立身，以静养身”四个方面，对曾国藩家族的治家方略即“八字”“八本”、“三不信” “三致祥”以及立志修身养性、耕读为要的理念和实践进行了总结和阐述，强调曾国藩对兄弟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