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爱尔兰作家塞巴斯蒂安·巴里的文学创作多取材于其家族秘闻,具有很强的现实指涉性。《在迦南的那一边》是巴里的系列性文学作品“邓恩家族”中的新作,讲述了邓恩家族的小女儿莉莉·邓恩一生中的悲欢离合。论文以巴里的《在迦南的那一边》为研究对象,从自传体叙事的角度进行研究。在这部小说中,巴里借鉴了自传叙事的典范形式,在《在迦南的那一边》中形成了忏悔、证词和治愈这一自传体叙事模式,依次呈现出叙述者的心理变化过程。叙述者的移民经历、身份困惑及心路历程,一方面与作者巴里自身及其所了解到的家族其他成员的遭际有较为密切的关联,另一方面又指涉特定的现实社会情境,然而,正如巴里反复强调指出,《在迦南的那一边》并非是关于自我的自传叙事。巴里的《在迦南的那一边》属于与自传共享“结构性真实”的自传体叙事,作品中对于创伤记忆讲述的根本目的并非控诉,而是为了治愈创伤。通过这种游离于主流历史话语之外的个人叙事,巴里在给予深度人文关怀的同时,或将为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方式提供一种有益的参照。引言主要介绍塞巴斯蒂安·巴里的《在迦南的那一边》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说明本文主要研究思路及方法。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是全文论述的逻辑起点。首先在对自传叙事和自传体叙事两个概念进行区分的基础上,梳理从自传叙事到自传体叙事的理论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探讨塞巴斯蒂安·巴里的自传体叙事形成的原因及其特点。第二章着力考察《在迦南的那一边》中“忏悔”这一自传体叙事的出发点,集中对作品中的忏悔叙事模式进行探究。“忏悔”是叙述者在经历创伤事件后的第一个心理阶段,促成了叙事的核心价值,即叙述者内聚性自我的形成。第三章主要剖析作品中“证词”叙事的复调性与“言说者文本”特征。“忏悔”向着“作证”行为的转化是受害者进入下一个心理阶段的显著标志,叙述者的特殊身份和“作证”策略使其自传体叙事构成了一种政治性修辞。第四章集中探究《在迦南的那一边》自传体叙事的最终指向,即通过对于创伤记忆的讲述实现“治愈”这一目的。该章节主要分析了作品中的“自我暴露”现象,对比塞巴斯蒂安·巴里的《秘密手稿》中不可靠性的区别呈现,在贯通前两个心理阶段的基础上,揭示治愈创伤这一最终目的,从而凸显自传体叙事的人性功能。结语是对论文的总结,简明陈述了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而指出了《在迦南的那一边》自传体叙事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