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波动和低波动交替出现的“治乱循环”时期，转入以微波化为主要特征的“大稳定时代(Great Moderation)”，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转变。虽然国内现有研究对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现象已经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对这一重要转变仍然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　　首先，中国宏观经济“大稳定时代”始于何时，是否在金融危机期间出现中断，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预期增长目标调至7.5％，这仍属于大稳定范围吗，学界对这些问题充满争议，关键在于缺乏科学的论据佐证。其次，经济波动模式转换在时域和频域上的典型事实没有得到全面的揭示，而这恰恰是深入研究影响机制的基础。再次，在波动平稳化的影响机制中，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相对贡献如何，主要体现在冲击波动程度的变化，还是传导机制的变化，最后，系统性与非系统性货币政策与“大稳定时代”存在什么关联，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有针对性地调整宏观调控体系、改善货币政策，从而实现宏观经济波动的持续平稳化。　　为此，本文从研究对象的特性以及拟解决的科学问题出发，设计合理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采用前沿的实证方法对上述转变过程中的时点识别、典型事实以及影响机制等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　　第一，由于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变化是一种多次出现的状态转移，而不是一次性的突变，为此第三章建立条件马尔可夫模型，同时刻画经济周期的均值和方差行为，从而将“大稳定时代”的时点识别与经济周期的阶段测定融合在同一实证框架中。基于方差结构的平滑概率，本文识别出中国“大稳定时代”的起始时间是1995年第4季度;与美国因金融危机于2008年中断“大稳定时代”不同，中国是由于经济过热的累积而在2006-2007年间中断的，反而因金融危机负向冲击的叠加重返“大稳定时代”，后危机时代并未出现过热或二次探底等过度波动情形。基于均值区制的平滑概率，本文还测定了改革开放以来的5轮经济周期，在与其他模型的测定结果比较中体现出其全面性。　　第二，宏观经济波动的时域典型事实是经济周期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将其与上述条件马尔可夫模型相结合，基于分布数字特征以及转移概率参数，考察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动态结构。首先，由低方差结构下的高、低均值构成一个低波动区间，再与其他方法估计得到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相比较，发现两者有着几乎相同的覆盖范围。此外，通过方差结构之间的转移概率，可以分析方差转换的稳定性和变动性，并由此判断经济波动出于不同方差结构的不对称性特征。最后，本文以均值状态之间的落差度量转移的剧烈程度，发现级别从高到低，转移过程则发生“从无到有，从单向到双向”的变化。　　第三，从频域角度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典型事实是一个逐渐兴起的领域，但目前尚未见到对中国大稳定现象的频域分析。第四章分别基于谱分析和小波分析对此进行探索，进而为影响机制的研究提供直观依据和思路。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使用基于傅立叶变换的谱分析框架，通过非参数估计获得各个特定频域上的谱密度值，结果发现峰值主要落在经济周期频域的低端以及低于经济周期频域的范围，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的低频波动是不可忽视的，这往往对应于供给面因素。为了进一步将时域和频域特征结合起来，本文采用了两种研究思路，其一，以第三章对“大稳定时代”的时点识别为界，进行分样本的谱分析，简单比较两个阶段的谱密度估计;其二，小波分析是一种时间窗和频率窗都可改变的时频局部化分析方法，本文基于该方法刻画了不同频域下的时变波动率现象。基于宏观经济不同频域的波动变化模式，本文发现波动下降广泛存在于低频以及经济周期频域，在高频中则不明显。　　第四，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是理解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基本视角。为考察这些冲击因素和传导机制的时变性与宏观经济波动稳定化的联系，第五章从两个角度对传统的VAR模型进行扩展:一是设定时变参数刻画经济结构的时变性，二是以随机波动率刻画结构冲击波动程度的时变性。再结合BQ长期约束方法，本文可以识别出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模型设定的一般性导致其包含大量的不可观测成分、复杂的非线性结构以及高度参数化，为此，本文采用基于MCMC算法的贝叶斯估计进行统计推断。基于这一实证框架，本文研究发现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对于产出增长波动的贡献都有明显的下降，总体而言供给冲击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但自2004年以来，需求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呈上升趋势，这也是大稳定时代在2006-2007年短暂中断的重要原因。而且，产出增长与通货膨胀对于两类冲击的脉冲响应强度在大稳定时代有明显的下降，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好运气”解释中国经济波动的稳定化，传导机制的变化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第五，本文考察了货币政策的时变性及其对经济波动稳定化的贡献。非系统性货币政策对应于不可预期的政策冲击，系统性货币政策则体现为政策变量对于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响应。在一个包含货币政策的TVP-SV-VAR模型中，为克服时变参数变动的“under-drift”与“over-drift”问题，本文进一步设定时变参数的随机游走过程也具有随机波动率特征;相应地，为了提高估计效率，本文采用不同于第五章的MCMC算法组合进行推断。同时，本文通过Cholesky分解建立递归形式的短期约束识别出货币政策冲击，从而在同一框架内分析非系统性与系统性货币政策的各种时变效应。一方面，本文发现非系统货币政策存在“价格之谜”和“产出之谜”现象，系统性货币政策则存在消极性特征，进而结合已有理性均衡模型的结论，阐明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另一方面，利用反事实分析，本文发现，虽然我国系统性和非系统性货币政策都有所改善，但这并不是宏观经济从“大波动时代”向“大稳定时代”转变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