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我国商品流通的范围较明代有了明显扩大。随着海禁的开放，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各省的经济发展，以及东北、台湾等新区的开发，沿海、沿江贸易都有了大规模拓展，而新疆、蒙古等地与内地的贸易也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与南方沿海贸易相对应的北部边疆的贸易活动，一方面使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通过频繁的商贸往来，有力推动了口内外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以中俄恰克图陆路贸易为契机，最终将中国纳入了以恰克图为中心的国际性区域市场之中。由此可见，清代北路贸易已构成了中国商业史发展过程中不可磨灭的一笔，更是中国北部边疆地区近代化进程中的主要力量和重要体现。与此相应，基于明代钞关发展起来的用于征收长途商品流通税的清代榷关，逐步成为仅次于地丁钱粮、盐业的国家税课中商业税的主体，完全可以从客观上反映全国范围内长距离商品流通的繁荣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　　基于此，本文以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三个清代北方内陆重要的榷关为中心，运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量档案资料，从北路三关的历史演变、内部的人事与税务管理、额定税银的变更，尤其是实征关税的波动及具体分配、贸易项目的统计、实际贸易额的估算等诸多方面来揭示清代北路贸易的一般发展路径，通过相关的计量分析对清代北路贸易做出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评价。本文的具体研究过程主要突出了以历史实证与计量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并坚持了“论从史出”的基本原则。总体看来，北路三关的发展脉络清晰地表明榷关与清代北路贸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活跃的商贸流通促进并推动了榷关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榷关的完善则进一步带动了周边区域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畜牧经济的发展和蒙古人民对内地生产、生活用品的迫切需要与汉族商人对蒙古地区畜产品的青睐之间形成了一种恒久不变的互动关系，而“互通有无、有裨民生”业已成为清代北路贸易的特质所在，这就从根源上揭示了清代北路贸易能够长时间保持一种旺盛态势的原因所在。由此而来，北路三关的产生和演进过程便赋有浓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而这些特征则进一步使清代北路贸易呈现出不同于南方沿海贸易的发展轨迹。　　由于北路贸易涵盖汉蒙民族贸易以及中俄恰克图陆路贸易两个方面，且贸易区域毗邻京畿，因此，无论从管关人员的民族身份和官员委派制度层面来考虑，还是从北路三关的关税分配制度来考察，清政府对北路三关实施了较为稳定的特殊管理。从以上分析角度来看，虽说北路贸易流通一方面承担着清政府“以商制夷”的政治诉求，但也同时肩负着维持不断增长的内帑需求和保障军事驻防的特殊“责任”。由此而来，清代北路贸易不得不在相对更为开放、自由的政策环境下得以发展。当然，其中的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即便面对曾经出现的所谓闭关、禁市等政策障碍，充满生机的民间贸易始终构成了清代北路贸易的一种律动，推进其不断向前发展。　　从计量统计的结果来看，囿于多种客观因素，由北路三关实征关税估算得出的贸易额，乃历年实际贸易流通的最低值。而在整个有清一代，清代北路贸易的发展先后可以划分为5个阶段，即在曲折中不断上涨的乾隆时期、在繁荣中保持稳定的嘉道时期、遭遇顿挫的咸丰时期、两股力量逐渐分化的同治时期以及剧烈震荡的光绪时期。至于影响北路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从客观来讲，主要体现于国家政策环境、时局不靖及自然灾害带来的冲击;从主观来讲，榷关管理制度的混乱及商人的偷漏行为则是北路贸易发展难以逾越的障碍。　　北路贸易的发展轨迹揭示出一个重要的结论:以北路三关为中心的汉蒙民族贸易与中俄恰克图贸易是清代中国北路贸易中两股异常活跃的力量，它们的繁荣发展促使清代中国口内与口外蒙古地区及俄国之间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市场圈。也就是说，不论是汉蒙贸易还是中俄贸易，其最终结果都是通过商贸往来促进了北部边疆区域市场的繁荣，因此这个较为成熟的大市场即便出现局部危机，也不会立刻使整个北路贸易一损俱损。　　在此背景下，由明代汉蒙互市场所逐渐演化到清代北路贸易主要市场的杀虎口、张家口乃至归化城，无论在市场本身的建筑规模方面，还是大宗流通货物的种类和数量方面，都在有清一代有了显著的扩展和增加，逐渐成为通向西北和北部俄蒙地区的枢纽和商业门户。其中，杀虎口着重体现出一种进出口商品“转运站”的市场功能，而张家口和归化城则不仅是进出口商品的“转运站”，而且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著名旅蒙商商号的据点和商业依托城镇。因此，就清代北路贸易所形成的中、俄、蒙大市场而言，北路三关在其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重要角色，积极推动了北路贸易的向前发展。毋庸置疑，它们已经完全具备了我国北方城乡网络市场体系中的流通枢纽城市的功能，而这些功能的发挥从侧面印证了清代北路贸易在推动中国北部边疆近代化进程所做出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