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统治者认为吏治清明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恢复发展动乱之后的初唐经济及迅速稳定封建社会秩序。吏治腐败则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加速王朝崩溃,乃至重蹈隋亡覆辙。惟其如此,他们在承袭中国古代“明君治吏不治民”的传统吏治模式的基础上,确立了严于治吏的原则,试图通过治吏达到最终治民的目的。在此期间,唐朝统治者制定了大量法律,其中《唐律疏议》完整的留存下来,它继承和总结了前朝各代的立法经验及司法实践,立法技术高超,内容周详。唐律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规定为六种“赃罪”,这是我国法制史上首次明确的提出“六赃”罪名,其中和官吏有关的有四种,这一立法行为具有重大的开创性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贿犯罪层出不穷,若能对我国古代较为完整而成熟的相关法律制度作系统的研究,必能给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一定的启发,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范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加强高效廉洁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无疑都有着积极、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