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脱胎于1986年开设城市信用合作社，设立之初即面临资产规模小、资金成本高、高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发展至今，城商行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跨区域经营等措施，已然成为我国银行业重要的“第三梯队”，资产规模的增长也远高于银行业增长的平均水平。在今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的部门改革中，新设立了城市商业银行监管部，可见随着近几年城商行暴露出来的高管诈骗等各种风险问题，银监会对城商行的监管变得更加重视，在今后也必将会加强对其的监管。但是由于商业银行具有的信息不对称、较强外部性等特征，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与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有所不同，而城商行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商业银行的特点，因此更需要根据城商行的特殊性研究其公司治理，这也有利于监管当局对其监管的完善。从理论上来说，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石，良好的股权结构对缓解公司治理的各种问题至关重要，因此本文从股权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城商行的公司治理。虽然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或是经营风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学术很关注的问题，但是1）现有研究的重点几乎都是放在大型国有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或者已上市银行，对城商行，特别是未上市的城商行的关注较少;2）已有的关于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效果几乎都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中，如引入的数量、境外投资者所持股权的大小等，衡量境外战略投资者影响力的指标几乎都是董事会中境外投资者所占席位等，本文通过设置一个较为极端的场景，就是将境外战略投资者在股权方面能够实现的最大作为作为衡量境外战略投资者影响力的因素，发现随着境外战略投资者影响力的增加，城商行的经营风险显著下降。本文收集了38家城商行于2005年至2013年间的财务数据和股权结构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商行股权结构与其经营风险之间的关系。
　　本文第一章介绍了本文选题“城商行股权结构与经营风险”的背景与意义，然后给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同时指出了本文的创新及不足，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方向。在第二章，首先介绍了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界定以及公司治理理论的基本内容，提出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然后对有关股权结构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和经营风险的研究做了回顾和梳理:首先从股权属性的角度，从“发展观”和“政治观”角度做了简要梳理，然后又从“主场优势假说”和“全球优势假说”角度进行回顾;其次从股权集中度的角度，先详述了大股东的“掠夺之手”概念，再从股权集中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或经营风险之间可能有的四种关系做了文献回顾;最后回顾了有关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或经营风险影响的文献。由于我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指标的缺失，本文只对有关金融生态环境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或经营风险关系的相关文献做了文献回顾，并没有将其量化引入到模型中。第三章简要介绍了我国城商行的发展历程，指出由于这些历史原因，我国城商行具有政府干涉、规模较小、严重信息不对称的特点。结合对我国已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特点分析，在第四章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建立了本文的理论模型。采用Z值作为城商行风险衡量指标，Z值由财务指标计算而出，比不良贷款更完整、可靠，然后以反映股权结构的指标、宏观层面以及银行层面控制变量为解释变量，构造理论模型，以验证股权结构对城商行经营风险的影响。最后通过稳健性检验证明模型具有一定可行度。
　　最后第五章为本文的结论和政策建议部分，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1.股权属性与城商行经营风险。第一大股东的外资属性并不能明显的降低城商行的经营风险。只有当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影响力足够大时，城商行的经营风险才会得到显著降低，因此我国城商行引入外资符合“全球发展假说”。
　　2.股权越集中与城商行的经营风险。本文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衡量股权集中度，发现股权越集中，城商行的经营风险越大，并且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大、控制能力越强，城商行的经营风险也会越大。
　　3.上市或者引入战略投资者与城商行的经营风险。加入上市哑变量发现Z值显著增加，说明城商行上市会增加经营风险，因此随着上市带来的更完善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结构并没有形成对大股东的有效制衡。但是加入引入战略投资者哑变量后，哑变量系数并不显著，说明引入战略投资者对城商行经营风险没有显著影响。虽然上市的城商行具有最低的经营风险，但是并不是上市导致的经营风险降低，而是因为这些上市城商行的股权结构最为分散。而且上市反而会增加城商行的经营风险，因此随着上市带来的更完善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结构并没有形成对大股东的有效制衡。
　　4.随着城商行规模的扩张，其经营风险也随之增加。城商行资产扩张速度近几年来一直远远高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异地扩张也很频繁，异地分行首先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近年来逐渐开始往重庆、成都、南京等城市扩张，服务对象也越来越倾向于大中型企业，这使城商行往股份制银行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为了弥补资本金满足监管要求，一些城商行甚至忽视自身的承受能力，采取发行次级债等方式迅速提高资本充足率，这样容易产生无法偿债甚至诈骗等风险。经济发展状况与城商行的经营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城商行的经营风险则越高。因为地区经济发展越快，企业的融资需求相应变大，但是经济繁华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比如在我国房地产经济的蓬勃发展的时期，很多城商行大量发行房贷，在风险控制方面的标准却一再降低，这样会导致严重的风险隐患。然而，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存贷比与城商行的经营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系数较大，说明随着存贷比的增加，城商行的风险显著降低，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解释:1）贷款的利息收入是银行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存贷比过低则意味着银行承担了较高的资本成本，但是收入却很少。为了保证盈利性，城商行会倾向于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2）存贷比较高首先确保了银行的盈利水平，其次较高的存贷比也可能是由于该银行在贷款市场上具有较大竞争力，贷款的利用效率高，且投资项目好，因此银行的风险也就越小。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也提出了些建议:
　　引入境外投资者需要理性，不要迷信与境外投资者带来的好处，也不要视他们为洪水猛兽，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引入也不失为一个正确的决策。但是引入之后如何与之融合、如何实现引入他们的价值才是更需要关注的。中国的银行业对外资的吸引是巨大的，我国储蓄率和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战略投资者与中资银行的合作不仅可以或得丰厚的投资回报，更重要的是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不同于大型银行，城商行的股权结构相对分散，战略投资者在少数持股的情况下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因此战略投资与城商行合作的初衷也是希望有个长期的良性发展，但如若战略投资者无法实现自己的价值或推行自己的管理理念时，它们会选择在获得足够利益后离开。因此:
　　1)在选择境外战略合作伙伴的时候，除了要关注战略伙伴自身的发展情况以及投资目的外，更重要的是，城商行首先要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个明确的定位，然后挑选在发展理念、核心竞争力等方面均比较匹配的合作伙伴，这样则可以避免由于发展理念不同而导致的决策分歧，从而降低战略投资者与中资银行的“谈判成本”，实现更有效率的合作模式。
　　2)可以在确保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国有法人或其他法人的前提下，逐渐放宽对境外投资者投资上限的设定，增加外资持股比重。城商行大多是当地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在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大股东的“掏空”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此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在监管缺失、缺乏对大股东的制衡的情况下，它们强烈的监管动机及丰富的经验可以很好的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除了增大战略投资者的影响力之外，还提出了完善大股东制衡机制;放宽对城商行存贷比指标监管;审慎地进行规模扩张;加强外部金融、法律环境的建设;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