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农村基层政府，乡镇政府职责的重心应定位于为居民提供日常性的公共产品。但自20世纪80年代重建以来，乡镇政府却一直未能较好的承担起这一主要职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蜕变为纯粹的乡村资源汲取者。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制度原因，就是在家庭承包制这一农村基本制度层面的重要变革实施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却未能随之进行及时的制度变迁，而是基本上延续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制度外供给模式，进而成为引发农民负担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在分税制改革后，乡镇财政普遍陷入困境，包括各类“统筹”在内的乡镇制度外财政随之急剧膨胀，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最终促使税费改革政策的出台。随着税费改革的完成，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模式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原有供给体制事实上已经解体、新供给体制却未能及时建立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局部地区甚至是完全退出供给者序列，尴尬地“悬浮”于农村社会之上。 反哺农业时代到来后，公共财政的阳光如何有效地覆盖农村，完成以工哺农的历史使命，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课题。综合考虑农村的现状和整体发展前景，各级政府通过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形式间接完成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反哺，将是最为经济和可行的反哺模式。而在构建新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过程中，乡镇政府将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当然，乡镇政府要完成其使命，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改革的客观方面，首先须对乡镇政府的公共职责配置进行合理的界定，明确哪些公共产品应由乡镇政府主要承担供给责任。再者，应在继续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基础上，逐步化解乡镇政府的财政危机；改革的主观方面，可以考虑通过加强乡政民主化成分的方式，打破自上而下的问责体制，进而构建来自农民的问责机制，激励乡镇政府的内在供给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