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发生在上海市闵行区的“钓鱼执法”事件经媒体披露,引起社会一片哗然,将行政执法问题推至风口浪尖。在社会各方对“钓鱼式”取证手段大肆批驳的同时,笔者以此为切入点,走访了几处“钓鱼事件”的一线部门,结合座谈、调研,获取并总结了关于黑车整治活动的一手资料,同时也对钓鱼事件中的取证手段有了详细的了解。于此,笔者借助大量书籍、学说、理论,在文章第一部分对“钓鱼执法”中运用的调查取证手段从目的、主体、方式三方面作了分析研究并就此所谓“诱惑调查”手段的违法性进行了论述,认为应当在行政执法中排除适用。证据是认定事实的依据,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合法性的属性,行政执法的原则要求行政执法应当合法、合理,笔者认为这必须建立在取证方式的合法与公平基础之上。然而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行政调查取证手段却相当匮乏,“取证难”问题尤为突出,使行政执法陷入了僵局。文章第一部分解决的仅仅是对“钓鱼式”诱惑调查取证这一特殊手段是否可以在行政执法的调查取证中适用的问题,可以看到行政调查取证的相关制度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领域。纵观当前我国行政执法实践,行政调查取证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文章第二部分即是对目前我国行政调查取证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展开的分析,包括了调查权行使中问题、调查程序上的问题以及实施行政调查行为的机关工作人员自身的问题三个方面。面对第二部分总结的几大方面的突出问题,笔者试图研究出相应的对策,来规范行政调查活动,保证行政执法证据的合法、有效。笔者认为要确保行政执法证据的合法和有效,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规范行政调查取证的程序,从程序的角度保证行政机关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要从行政机关自身着手,从证据本身的性质、特点角度出发,结合行政机关内部机构的工作模式,制定相关的规则,加强行政机关内部对所获取的证据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查。文章第三部分先对行政执法中的调查取证程序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和相关制度构建做了分析研究。第四部分则重点论述了行政机关如何确保调查取证所获取到的证据的合法和有效。包括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全面审查规则和案卷排他规则在行政调查中应当如何使用,以及行政机关内部可以从思想观念、技术水平和强化监督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