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转型、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已经到来的三重背景下,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经济增长,也关乎民生福祉。然而,实现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面临着“低效率”与“高碳排”两大阻碍。高铁给旅游业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已有文献已从多个方面充分研究了高铁对旅游业的影响。同时,高铁对地区生产效率与绿色发展的影响开始引起学界关注,但尚未发现有相关文献研究高铁对旅游业生产效率或绿色发展的影响。本文将生产效率与绿色发展相结合,研究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首先,本文采用2003-2016年中国31省份面板数据,使用考虑碳排放的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了旅游业及其主要细分行业的绿色生产效率;然后,使用面板Tobit模型检验了高铁对旅游业及其主要细分行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接着,分别使用面板Tobit模型与分位数回归检验了高铁对东中西部与旅游业及其主要细分行业绿色生产效率处于不同水平地区的异质性影响;最后,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经营环境在高铁影响旅游业及其主要细分行业绿色生产效率过程中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不考虑环境因素会高估旅游业生产效率的测算结果,即忽略环境因素将不能反映旅游业的真实绩效。分地区看,东部省份考虑碳排放的绿色生产规模效率高于不考虑碳排放的,说明其旅游业集约式发展已初见成效。分行业看,景区的测算结果受环境因素影响最大,说明景区在能源浪费与环境污染问题上最为突出。(2)高铁对旅游业及其主要细分行业绿色生产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对绿色生产规模效率则不存在显著积极影响,对星级饭店与景区绿色生产规模效率的影响甚至显著为负。可见,高铁时代下旅游业应更注重提质增效,而非盲目扩张。高铁对旅游业规模效率不存在促进作用的原因主要在于高铁带来的“过度竞争”“错配效应”以及“过道效应”。(3)高铁对不同等级的星级饭店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如高铁对五星级饭店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不存在促进作用,原因主要在于高铁乘客以中等收入为主,较少选择价格昂贵的五星级饭店。(4)高铁对中西部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存在积极促进作用,但对东部地区不存在,一方面是因为高铁对东部地区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已出现边际效益递减;另一方面是因为高铁使得东部地区的部分客源市场与产业要素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但是,旅行社业的实证结果显示高铁对其东中部绿色生产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存在积极影响,但对西部地区不存在,一方面是因为高铁主要是对组团社有影响,而且是市场环境较为良好的东中部地区的组团社;另一方面是因为高铁对东中部地区旅行社业发展环境的优化存在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不存在。(5)从旅游业总体看,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与其原本水平的关系应是“倒U”型的,原因主要在于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极化效应”,同时旅游业发展存在“瓶颈”,随着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水平的上升,高铁的“极化效应”会出现边际效用递减,旅游业自身发展“瓶颈”限制会逐渐凸显,所以高铁对旅游业处于高效率水平与低效率水平地区的促进作用小于处于中等效率水平地区的。而且,这种现象在三个细分行业绿色生产纯技术效率上均得到了体现。(6)在旅游业总体上,高铁可以通过对经营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服务环境以及创新环境)的改善来提高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但分行业看,服务环境、市场环境以及创新环境分别在高铁影响旅行社业、星级饭店业以及景区业绿色生产效率的过程中不存在中介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确定了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不仅拓展了旅游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范畴,丰富了旅游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以绿色生产效率为落脚点为高铁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提供了产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并且为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高铁规划布局的优化提供借鉴。(2)揭示了经营环境在高铁影响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过程中的机制作用,即高铁可以通过改善地区旅游业经营环境进而影响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不仅深化了高铁与旅游业关系的相关研究,而且为各地在高铁时代下发展旅游业提供更为具体的方向。(3)发现了高铁对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以及处于不同效率水平地区的影响是不同的,可以回答高铁对旅游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适性的问题,有助于合理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发展。(4)对旅游业生产效率测算进行了优化,使用同时考虑了生产碳排放与生活碳排放的SBM-Undesirable模型来测算旅游业及其主要细分行业的绿色生产效率,并且发现了不考虑环境因素将高估旅游业的生产效率水平,不仅有助于政府与企业做出更为有效精确的决策,而且符合旅游业的绿色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