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与图书馆凭借其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成为社会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信息工作中存在许多的相似之处。我国现代博物馆与图书馆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但是两者在现代化的进度以及学术研究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距。本文从信息学以及传播学的角度探讨博物馆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并试图探寻两者在信息与知识的管理、传播方面合作发展的模式,期望在今后的实践工作中有所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如下:博物馆与图书馆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私人收藏或皇家珍藏的完全封闭状态到国家所有、有限度的开放再到对全社会的开放的发展过程;并从对历史以及文献的搜集保存场所拓展到集保存、科研、教育、资讯、沟通、传播、休闲、国际交流与行销职能为一体的机构。此转变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大大推动了文献以及自然、历史信息资源的全民共享化进程。藏品信息和文献信息是博物馆与图书馆传播信息的主要内容,检索信息以及宣传信息是这个传播过程中的辅助信息。藏品与藏书都是一个国家文化状况的反映,它们是博物馆与图书馆信息的来源,是两者所有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其内涵丰富,但都只是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界信息的一部分。检索信息是图书馆和博物馆对于文献信息和藏品信息的再创造。数字化环境下,博物馆与图书馆的信息又增加了数字信息的内容。博物馆的藏品是三维的,藏品信息的内容是多层次的、琐碎的、感性的,文物藏品具有显著的历史真实性和独一无二性。文献信息是二维的、语言形式的、系统化的理性知识,并可以不同版本出现。藏品与文献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档案价值、情报价值以及经济价值。而且两者具有内容上的互补性。藏品和文献是博物馆与图书馆信息的载体和来源,图书馆仅仅保存了记录型信息源,博物馆内则既有实物型又有记录型信息源和智力型信息源。博物馆的实物性是其区别于其他信息与教育机构的最显著标志。拥有古文献是博物馆与图书馆信息源的共同之处,对于古文献的保护和利用是两者共同的话题。博物馆与图书馆在信源收集的范围和原则上各有特征,弄清这种区别有利于指导它们的工作。博物馆信息处理的内容以及过程要复杂于图书馆,而图书馆信息工作以追加性为显著特征。信息分类的标准化是两者信息工作的基础性问题,在数字化建设方面,数字博物馆基本借鉴了数字图书馆的概念、技术和做法,但发展程度远逊于图书馆,两者在信息处理细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却也面临许多共同的难题。信息具有可共享性,为社会提供信息服务进行信息的传播是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博物馆与图书馆是信息传播方,它们引导社会大众的文化趋向,在传播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它们的传播属于大众传播的范畴,具有非强制性,两大机构的信息传递模式逐渐实现了向多种传播模式共存的转变,网络传播模式更为实现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提供了条件。博物馆与图书馆成为学校之外的最佳教育场所和文化休闲机构。两者在所传递信息的内容以及过程中存在许多可比之处。博物馆既要探索藏品信息又要建立与之对应的藏品信息检索系统,担负起藏品解释与信息导航者的双重角色。图书馆在文献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则主要起导向作用。博物馆是藏品信息的发掘者和传播者,图书馆在知识的再创造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博物馆藏品信息传递的实质上是“物的自行表达”,而文献信息传递是物的信息的二次表达。观众直接从博物馆中获取感性认识,读者则直接从文献中获取系统化了的理性知识。博物馆与图书馆信息传递对象即观众和读者之间亦有许多不同。比较显著的一点是,图书馆读者利用文献信息具有较强的目的性与主动性,而观众更多的是将博物馆作为旅游休闲的场所,因而对博物馆的信息传递环境有较高的要求。非语言符号的应用是博物馆区别于图书馆信息表达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博物馆信息的传播方式采用静态、动态及多元之结合;而图书馆的信息传递以静态方式为主,并开始致力于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博物馆以布置陈列、举办展览和出版刊物,图书馆以开架借阅和提供外借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手段。网络信息传播方式是两大机构重要的发展方向,但博物馆的发展水平较低。反馈信息的收集与传播效果的测量是两种机构不可少的部分,是以后工作的重要的参考和依据。博物馆与图书馆在信息的控制与安全保护、社会与经济效益的增加以及功能的多元化演变等多个方面具有共性,也即它们在合作共建方面具有广泛的基础。合作办展以及建立数字化联盟是谋求共同发展的有效模式,而这需要社会第三媒体以及政府等公共机构的支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