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个体面临着一个永恒的问题：有限的可支配资源无法满足无限的需求。有限的可支配资源，既表现为巴纳德提出的有限行为能力，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以及有限的可以自己支配的物质资源；还表现为可支配资源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内使用，它们具有或多或少的专用性。教育个体的需求，包括在教育过程中产生的需求，也包括在非教育过程中产生的需求。在可支配资源的约束下，教育个体要获得最大化的效用满足，一方面要尽可能最优地配置可支配资源，另一方面需要尽可能最大化地节约可支配资源。 尽管教育个体的需求是无限的，但教育个体可支配资源可以或可能满足的需求却是有限的，我们称这些需求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并没有像马斯洛所介绍的有等级之分，在满足的时间上也没有先后之分。为了有效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教育个体将按照边际效用相等的原则，向不同的有效需求配置可支配资源。家长将按照教育服务与非教育供给品边际效用相等的原则，来确定教育服务的消费量；教师将按照教育教学工作与非教育教学工作边际效用相等的原则，来确定向教育教学工作配置可支配资源的多少；教育决策者将按照基本收益、职务预期收益与寻租收益边际效用相等的原则，来确定向教育决策工作配置可支配资源的多少。因此，当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的教育个体，不会在单一的有效需求上配置所有的可支配资源，不管该活动对社会有多大的意义，社会意义可以影响教育个体的需求，但不可能改变这个原则。教育个体配置可支配资源的标准，不是教育服务、教育教学工作或教育公共决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增进社会收益，在于这些工作能为教育个体带来多大的边际效用。 教育个体的可支配资源不但有限，而且往往只能在特定领域内使用。这要求教育个体尽可能在专用领域内使用自己的可支配资源，并通过与他人间的合作交易与市场交易，来增进可支配资源的使用效率。然而，不论是合作交易还是市场交易，都是有交易费用的。教育组织的功能通过对教育个体交易行为的协调来节约交易费用。当教育组织协调教育个体的交易行为时，却存在着教育组织运行成本的分担问题：任何教育个体，不论他是否承担教育组织的运行成本，都可以分享教育组织节约交易费用的收益，当没有必要承担教育组织运行成本时，理性的教育个体将回避对教育组织运行成本的分担。尽管教育个体回避对教育组织运行成本的分担，会降低教育组织节约交易费用的能力，但对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的教育个体来说，却是理性的选择。为了保证教育组织的正常运行，可以采用选择性激励来诱导教育个体承担教育组织运行成本，也可以采用强制的方式向教育个体征收教育组织的运行成本。既然教育组织的目的是节约交易费用，要达到教育组织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教育组织协调交易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就不得大于它节约的外生交易费用，这一原则决定着教育组织专业分工的程度与教育组织规模的大小。 教育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内生教育制度和外生教育制度，包括正式教育制度与非正式教育制度。教育制度的目的也是节约交易费用，但在节约交易费用的方式上它与教育组织有着不同之处，教育组织重在协调交易行为，而教育制度重在规范交易行为。教育个体根据自身收益与成本的计算结果，可以选择遵守教育制度，也可以选择创新教育制度。当教育个体从教育制度创新中获得的潜在利益的折现值，大于教育个体创新教育制度的成本时，教育个体将创新教育制度;当潜在利益的折现值小于教育个体的创新成本时，教育个体将遵守现行教育制度。因此，教育制度创新带给教育个体的潜在利益，是推动教育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这些潜在利益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教育过程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其它法律与政策的变化;教育教学与教育管理技术的变化。如果教育制度创新带给绝大多数教育个体潜在利益的折现值，都大于创新教育制度的成本，就会发生诱致性制度变迁;如果只是带给少数教育个体潜在利益的折现值，大于创新教育制度的成本，就会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 教育政策既要尊重教育个体的行为选择，遵循教育组织的行动逻辑，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断增强自身节约交易费用的能力。教育政策是外生教育制度，也是正式教育制度，要让教育个体主动地遵守教育政策，一方面需要教育政策以内生教育制度、非正式教育制度为基础，另一方面需要教育政策能够切实地增进教育个体的收益。前者可以减少教育政策的运行成本，后者可以诱导教育个体主动承担教育政策的运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