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起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虽然理性的概念经历了千年演变,逻各斯和努斯所概括理性的核心内容始终是理性概念的底色。中世纪神圣文明中,上帝成为统合逻各斯和努斯绝对理性的化身。17世纪,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近代哲学原则,把人的主体性从对上帝的依附中释放出来。笛卡尔之后,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对理性进行了思考,认为人的理性是一切的准则;康德还强调实践理性,赋予意志一种“能够受到某种不涉及行为者作为感性存在者的需要或关切的行为规则(实践原则)的推动而行为的能力”。黑格尔用“绝对理性”将理性的两个方面(逻各斯和努斯)有机统一起来,把“绝对理性”当作世界的灵魂,认为这就是世界的内在和本质。黑格尔将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和对理性的推崇发展到了历史的顶点,理性成为人们心中新的上帝。以理性为核心的理性主义是西方现代大学最为关键、最为核心的哲学拱心石。西方大学模式是中国近代大学的母本,也是今天中国大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方法,历史与理论相结合地梳理了西方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嬗变,探讨西方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危机与风险。研究发现,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经历了古希腊理性主义大学理念、英法启蒙理性主义大学理念、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大学理念和晚近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嬗变,指引着大学从“构思中的雏形大学”发展成为“作为启蒙武器的大学”、“理性权威统治下的大学”再到“抗争的理性主义大学”。理性主义大学理念以追求“理性”的大学及其使命、追求“科学”的大学学术和追求“自我”的大学教育为特点。然而,随着理性主义危机的暴露,理性主义大学理念的危机也无法隐蔽,理性的至高无上地位实际上是形而上学对大学使命的束缚,理性的片面发展反而带来了大学学术和大学教育的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