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地域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在众多区域文化中，湖湘文化作为一支在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区域文化，其独特的风采在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大文化中独树一帜。它所具有的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通过不同的渠道，浸润着湖南作家的心灵，使他们的内在心理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就烙上湖湘文化的印记。湖湘作家在创作中无论是精神气质还是艺术表现，往往都能体现出湖湘文化的传统气质。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湖南文学独特的个性和品格。 在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湖南现代女性作家中，丁玲、白薇、谢冰莹是很具代表性的三位。原因之一是这三位女性作家是现代湖南女性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三位；之二是这三位女性作家有着非常鲜明的女性意识，并且她们的女性意识在湖湘文化精神的濡染下呈现出独特的特质。所谓女性意识，从文学层面讲，就是女作家在明确的性别体认的基础上，以其特有的经验关注女性生活、女性生存环境和女性命运，过滤人生，从而对人生社会，尤其是女性生活有更多更深的理解。“五四”启蒙运动使中国女性第一次发现了作为“人”的女性自身，第一次有了女性自我的意识。丁玲、白薇、谢冰莹作为继冰心、庐隐、石评梅等之后的第二代觉醒了的知识女性，其女性意识超越了“五四”女性文学仅关注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层面而上升到推动整体女性乃至全体国民意识觉醒的高度上来。这三位女作家在创作伊始，就把女性的生存命运同社会紧紧连接在一起，真实地展现了普通女性的生存状态，自我意识的觉醒及为争取人格独立而表现出的抗争精神。 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濡染下，丁玲、白薇、谢冰莹等湖南现代女性作家有着浓重的政治情结。这三位女作家青少年时期都在湖南度过，她们成长的年代又正是湖南革命斗争如火如荼、革命志士人才辈出的特殊历史时期。“指划天下，物议朝野”的文化氛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迈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她们的文化心理中去，使她们的人生经历和创作个性都刻上了湖湘文化关注政治、积极入世精神的印痕。丁玲、白薇、谢冰莹的个人经历中始终郁积着浓重的政治情结。如丁玲一生在政治风云中的大起大落；白薇早年就参加武汉国民革命，后来又拖着病体投奔抗战前线；谢冰莹先以女兵飒爽的英姿参加北伐，后又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她们不仅以实际行动实践着湖湘学子匡时济世的使命感。而且其创作也始终贯穿着知识分子以文救世的使命意识。她们的作品大都弥漫着感时忧国的情绪，并且塑造了一大批“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形象。 湖南人特有的个性气质使得丁玲、白薇、谢冰莹等湖南现代女性作家呈现出泼辣坚韧的风格。坚韧的性格、泼辣的作风是湖南人的典型特征，这在丁玲、白薇、谢冰莹等女性作家身上也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她们的生活历程中都遭受过非人的磨难：年少时期逃婚以反抗家长制，成年时期或身陷囹圄，或遭受婚姻变故，或疾病缠身。面对种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她们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态度应对，把湖南人吃苦耐劳、坚毅顽强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同样，她们把这种风格也带到了文本创作中，使她们文本中的女性人物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个人情感上，一个个都自立自强，从不依附于男性。 正如湖湘文化有它的优点也有其缺陷一样，在湖湘文化浸润下，丁玲、白薇、谢冰莹等湖南现代女性作家的女性意识有它独特的特性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对政治的过分关注导致她们丧失了对女性主体生命进一步的思考；阳化的革命女性形象制造着女性生存的假相，使女性符合革命政治话语逻辑而不符合其自身合理的生命逻辑。偏激保守的性格在处理两性关系中容易走极端，以致于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丑化的男性形象。 由于湖湘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对湖南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对湖南现代女性作家的影响是多层面的。丁玲、白薇、谢冰莹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很有代表性的湖南女作家，其思想意识、个性气质和文学创作都印上了湖湘文化的文化基因。这三位女作家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文学现象。而她们在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的女性意识是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是时代、个人气质、湖湘文化精神综合的产物。而湖湘文化对其影响尤为深远。梳理丁玲、白薇、谢冰莹三位作家女性意识中的独特性时发现，她们女性意识中所呈现的优质和不足，与湖湘文化的特质和缺陷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值得关注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