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贸易理论对企业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作出了新的解释,它回答了为什么仅有部分企业选择出口(Melitz,2003),为什么有部分企业选择FDI方式而不选择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等问题(Helpman,Melitz and Yeaple,2004)。但是,现存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补充的地方,例如,对企业同时选择出口和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以及对美国在奥地利、比利时、捷克等国家的分公司在当地销售并以此为平台再将产品出口至欧盟其他国家的行为,现有的理论就难以给出恰当的解释。基于此,本研究的第三章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扩展：第一,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由出口与FDI扩展到出口、FDI和同时进行出口与FDI。第二,对Helpman el at.(2004)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拓展到多国市场的情形,并将其应用到具体的现实背景当中。具体到中国。近年来,中国进口贸易、内向FDI IFDI)以及外向FDI OFDI)的发展也都取得了新的成绩。2012年我国进口贸易达到了18184.1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2011年我国内向FDI和外向FDI的流量为1210亿美元和840亿美元,分别位居世界第二和世界第三。其中,从在华FDI的进入行业变化看,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FDI的占比逐年提高,初级产品部门以及劳动、资源密集制造业部门FDI的占比逐年降低；从在华FDI的进入方式变化看,以独资方式进入我国的外企越来越多。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提出了以下问题：境外企业是如何选择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的?在华FDI进入中国的行业和方式均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吸引FDI的因素有没有发生改变?有哪些因素影响在华FDI的区位分布?中国企业为何在较早阶段实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又有哪些?本研究第四章到第七章的内容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做出了回答。本研究的剩余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以及问题的提出,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研究内容、方法以及研究的技术路线。第二章为相关理论和文献研究,主要梳理了贸易理论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并对中国内向和外向FDI的相关文献研究进行了概括。第八章为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对第三章至第七章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本研究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单从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看,满足一定条件,企业应按生产率的高低依次以同时选择出口与FDI、FDI、出口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从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与国际市场风险共存的视角看,当出口风险大于FDI方式,且满足一定条件,本文发现选择出口方式的企业数量将减少,选择同时进行出口与FDI的企业数量将增加,而选择FDI方式的企业数量无法确定；当出口风险小于FDI方式,且满足一定条件,作者发现选择出口和同时进行出口与FDI的企业数量都将有所增加,而选择FDI方式的企业数量将减少。第二,对HMY(2004)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拓展到多国市场的情形,并将其应用到具体的现实背景当中,作者发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在某(数)个区域内东道国进行FDI,同时以这(些)国家为贸易平台将产品出口至区域内其他国家,生产率位于中间位置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出口方式进入区域内市场所有国家,而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不进入国外市场。第三,结合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与不同方式下市场存在的稳定性进行分析,作者发现,当出口贸易市场存在的稳定性差于FDI时,部分企业即使没有达到FDI的生产率的门槛值,仍会选择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换言之,当出口贸易市场存在的稳定性差于FDI,选择FDI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将增加,而选择出口方式的企业数量将减少。作者结合计量检验和经济学理论设定待估计模型,并采用宏观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市场存在的稳定性较之外商直接投资越差,境外企业越倾向于选择FDI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第四,作者强调了中国吸引FDI的因素动态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推测,并分别对不同发展时期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1)后一发展时期相对前一发展时期而言,聚集效应与法律和规章对FDI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而由距离产生的投资成本对FDI制约作用不再显著。(2)低廉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其对FDI的影响减弱,而我国市场规模一直对FDI的流入存在正向促进作用。第五,以往的研究主要强调了FDI在空间上的聚集对FDI区位选择的重要性,忽略了空间聚集自我强化之时,劳动力成本也在发生改变的事实。作者认为,在劳动力成本不同的情况下,空间聚集对FDI区位选择的作用是不同的。本研究结果显示：空间聚集对FDI的影响显著地存在基于劳动力成本变化的门槛效应；市场容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市场规模对FDI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研发的投入和劳动力素质对FDI的影响因地区发展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第六,文章通过对商品和服务部门的显性比较优势RCA指标和人均GDP指标的对比分析,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既基于比较优势又违背比较优势基础的二元特征,经验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作者对中国OFDI是否存在制度风险规避和制度接近的倾向也进行了检验,发现东道国制度对我国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本研究从理论上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内容进行了适当的扩展,为企业国际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从计量角度对境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对中国吸引FDI的因素变化,对在华FDI的区位选择,以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检验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引进FDI的政策和落实“十二五”规划中强调的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