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是我国乃至全世界重要的政府监督行为之一,更是建设责任政府的普遍做法。在我国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纵深推进,2018年,监察体制改革启动并逐步完成,在国家监察法要求“监督全覆盖”的大背景下,完成了国家监察委、省（区）市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相继挂牌成立,并与相对应的中央、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整合职责,行使反腐败职能的重大决策部署。2017年,北京、山西、浙江三个省市首批改革试点后,重庆作为较早完成监察体制改革的省市,认真贯彻落实有关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监督对象也增至200余万人,重庆市纪检监察机关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各级纪委监委（纪检监察组）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严肃追责问责,落实监督责任。从近年来的问责实践看,仍然存在问责方式的界限较为模糊、问责主体不够明确、问责程序不够明确、“事后”问责和“过错”问责占比较大,问责效果不够好、乱问责导致“试错”成本过高等问题。为加快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把问责作为建设责任政府的主要抓手,充分发挥官员问责中纪检监察机关的主力军作用,开展官员问责在纪检监察工作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成为十分重要的课题。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实证研究法等多种分析方法,以从现状中发现问题、从问题中分析原因、从原因中提炼对策为基本思路,归纳总结官员问责制在重庆纪检监察工作中运用的现状,结合实践分析对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将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原则始终贯穿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健全官员问责的配套工作机制;制订完善官员问责的相关救济措施;增强官员问责与自我监督意识;适当扩大对问责客体“官员”的范围以及问责方式等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着眼于监察体制改革后纪检监察工作都处于不断探索完善阶段,着力解决重庆市官员问责制在纪检监察工作中的运用,包括适用、程序、依据等重点问题,以此为官员问责在纪检监察工作中的运用提供对策建议。不足之处在于个人理论水平有限,且相关案例和数据的保密特殊性,缺乏有力支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