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是当代政府的命脉。公共政策的数量和质量如何已成为衡量现代政府公共管理能力大小、权能强弱的重要标准和尺度。作为政府所提供的一种重要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在解决公共问题,满足社会需要,调适政府功能和促进经济社会良性运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中国学者林毅夫认为:“对一个民族的经济增长来说,比文化素质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政策”。　　公共政策非均衡是政策供求关系的常态。政府公共政策回应机制是影响公共政策功能显现的一个重要内容。公共政策回应机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公共政策出台前的回应,其二是公共政策出台实施后的回应。正是这两种公共政策回应的小轮回,才真正构成公共政策良性循环的大轮回。目前的现状是公共政策出台前的回应有所加强,而公共政策出台实施的回应重视不够。　　本文通过《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2004年2月1日版)政策颁布实施前后分析,引发对公共政策回应机制的粗浅思考。本文按照从公共政策基本原理到具体实践的分析思路构建文章的框架。第一章简述了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新旧管理办法的比较分析;第二章叙述了对公共政策回应机制内涵的理解;第三章论述了公共政策回应机制运作及制度分析;第四章阐述了公共政策回应机制的思考与构建。　　本文认为公共政策回应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公共政策一般多为政府主导作为牵引力,容易出现不正常的政府回应。二是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时间长效率低,政府回应较慢,不适合现代行政管理的发展趋势。三是公共政策传统载体缺乏互动的动力,政府被动多于主动,不能够达到政府与民众的和谐沟通。从而进一步导致公共政策相关低度化、公共政策调控疲弱化、公共政策效应短期化和公共政策运行阻隔化等现象。如何有效克服政府公共政策制度资源短缺、公共政策制度效率供给不足、公共服务社会化程度低、公共政策理念错位、公共政策回应载体建设尚不完善等,都将大大提高现代政府公共政策的回应效率。　　本文从一般策略和研讨策略两个角度试图对公共政策回应机制建设这一现实问题作些有益的探索。当前中国政府应当与时俱进地加强公共政策回应基础建设,加强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有中国特色有公共政策回馈机制,提高回应能力,提高公共政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公共政策承诺制、政务公开与公共政策决策公示制,重大公共政策听证制度、公共政策复决权制度、公共政策法规回应制度和公共政策责任制度等更多的是操作层面的应用。公共政策实验室更多的是理论层面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