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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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价银行业的结构性TFP增长水平以及精准探索其增长来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产业和个体两个维度构建一种加总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对中国银行业以及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及来源进行有效评价。首先,在规模报酬可变假设下,本文使用加总的个体银行的生产可能性集构建整体结构性TFP增长模型,并按照传统TFP增长来源分解方式将其分解为整体效率变化和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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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银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价银行业的结构性TFP增长水平以及精准探索其增长来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产业和个体两个维度构建一种加总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对中国银行业以及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及来源进行有效评价。首先,在规模报酬可变假设下,本文使用加总的个体银行的生产可能性集构建整体结构性TFP增长模型,并按照传统TFP增长来源分解方式将其分解为整体效率变化和整体技术变化两部分;其中,前者可以拓展为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和结构效率变化两部分,而结构效率变化可以继续分解为范围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后者可以由加总的个体技术变化和制度创新变化两部分组成。本文选取2012-2018年62家中国商业银行作为样本,并且按照利润导向法选择相应的投入、产出指标来进行结构性TFP增长测算。研究结果发现,研究期间,我国银行业的结构性TFP增长表现良好,其中,整体技术进步是银行业结构性TF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整体效率变化一定程度上出现抑制作用。通过分别对整体技术变化和整体效率变化再分解发现,制度创新改善和加总的个体技术进步推动银行业的结构性TFP增长;在整体效率变化中,除了规模效率变化提供有限的贡献外,其它部分,如加总的个体技术效率变化、结构效率变化和范围效率变化的作用都不明显。与银行业结构性TFP增长结果相似,不同类型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也表现良好。从分解来看,整体技术变化是不同类型银行结构性TF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整体效率变化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银行结构性TFP增长进一步分解发现,制度创新变化对于不同类型银行,尤其是股份制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加总的个体技术变化对股份制和地区性银行的结构性TFP增长贡献更突出。另外,与中小型银行相比,大型国有银行在范围经济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方面表现出更强的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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