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县级建制,历史悠久。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县一直是我国经济单元中最基础、最稳定的一个。“郡县制,而天下安。”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和学界越来越关注行政区划体制转型问题。“县市扩权”政策和“撤县设区”政策成为学者们反复争论的焦点,而其中“撤县设区”政策又与都市圈经济、中等城市建设、特大城市建设息息相关。因此,诞生于市管县体制出现弊病之后的“撤县设区”政策是如何产生的?当前“撤县设区”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效果何如?“撤县设区”这一政策到底该不该被推而广之?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的研究价值及创新之处在于,当前,学术界对于“撤县设区”的研究文献较少,现有的几篇文献主要关于“撤县设区”的案例研究,未能形成一定的研究范式,本文通过模仿以往行政区划体制的研究,对“撤县设区”做理论和实证上的分析,以期为当前行政区划体制转型以及国家治理层级的调整提供政策和理论支持。本文首先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不平衡发展理论以及点轴开发理论,以及县域经济发展领域相关的文献做了一个综述。其次,对于行政区划体制转型的相关政策沿革做了一个梳理,分别阐述了“市管县”体制、“省管县”体制、“县市扩权”政策、“撤县设区”政策的由来的原因,政策体制的内涵、发展过程、典型模式等。同时,还对“撤县设区”背后隐藏的行政区划体制向分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行政边界适度扩展转型做了剖析。此外,本文对“撤县设区”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可能的作用做了两方面定性分析。其中,积极影响包括加大规划力度,扩张城市规模；促进人口流动,推动区域发展；借助招商引资,发挥辐射作用；增强监督机制,规范经济管理四个方面。消级影响包括增加行政层级,平添交易费用；虚假城市化,催生经济泡沫；萌生区市矛盾,扭曲城市竞争；不利制度创新,管理问题犹存。最后,“撤县设区”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方面,本文通过前文理论分析的诸多方面,设立模型的八个前提假设,并将假设融入对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得出本文的理论模型。然后,对搜集的我国2700余县级行政单位的经济发展的十一个指标的整理,把“撤县设区”政策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方程回归。最后得出,“撤县设区”政策能够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更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在资本集聚、人才集聚、技术集聚上的优势,提高中心城市在资源分配上的效率,减少城市间资源的内耗等观点。具体而言,从理论分析中,我们得出“撤县设区”政策的目的在于打破行政区经济的制度壁垒,扩大中心城市的城市发展空间,提升区域发展的综合竞争力,解决“省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在技术、人才、金融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撤县设区”政策的实质是行政权力向中心城市的集中,这一集中不仅影响了中心城市的决策行为,也影响了中心城市的决策结构,而且还对行政动力结构和信息结构的调整产生一定影响。于地级市而言,“撤县设区”政策能够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更有利于发挥中心城市在资本集聚、人才集聚、技术集聚上的优势,提高中心城市在资源分配上的效率,减少城市间资源的内耗；消除中心城市在空间上进行规模扩张过程中的制度障碍,加大中心城市在国家、省在进行资源分配中的谈判地位,增强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等。从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撤县设区”政策对于我国整体县市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我们也可以看到“撤县设区”政策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县而言,“撤县设区”政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对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县而言,“撤县设区”政策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原因可能在于“撤县设区”政策虽然解决了城市发展空间问题、城市资源内耗问题,但却使得被撤销县建制的县(尤其是那些经济发展独立的,且发展程度较高的县),县级财政独立权的丧失,影响公共财政支出领域的发展。同时,“撤县设区”增加了行政层级,平添了交易费用；还会产生虚假城市化问题,催生经济泡沫；以及萌生区市矛盾,扭曲城市之间的公平竞争。行政区划的调整只能是,也一定是暂时性地解决城市发展问题,以及城市之间的协调问题。城市的发展仍在继续,类似的资源、指标等分配问题依然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如果仅仅依靠一两次的行政区划的调整来解决,固然能够暂时是这些问题得到缓解,但却不是治本之策。行政区划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考虑行政区与经济区相协调、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方便管理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