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与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储蓄率持续大幅攀升的现象,被称为“中国储蓄之谜(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宏观层面,1978-2010年期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37.9%增加到52.6%,2000年以来的增长尤为迅速,十年时间上升了近15个百分点,‘其中,住户部门的储蓄占GPD的比重从1992年的12.4%增长到2010年的21.2%；微观层面,尽管收入水平和利率较低、预期收入增长较高,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储蓄率分别从9.4%和13.1%上升至29.5%和26.0%。相比于政府和企业部门,解释居民家庭的储蓄行为要困难得多,其是背后多种储蓄动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城镇与农村居民家庭在经济转型和制度转轨过程中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经历,有必要将他们分开来研究。另一方面,在几种主要的储蓄动机中,预防性动机对伴随经济转型和制度转轨而生的不确定性较为敏感；而且,相对于其他抵御风险的策略,双重转型对其运行所根基的机制损害较小,因而更为家庭所倚赖。因此,本文选择从风险管理与应对的视角研究农村居民家庭的预防性储蓄行为,基于1986-1991与1995-2006年浙江省10个固定观察点村庄的数据,将研究内容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综述发展中国家农户的风险管理与应对策略,详细阐述风险管理视角的内涵,为预防性储蓄行为研究设置一个概念框架。本章首先从风险致贫的两种机制说明发展经济学研究风险的意义,其次,概括发展中国家农户面对的主要风险来源,抽象出风险来源的三个特征,然后,逐一综述主要的风险管理和应对策略的理论基础和经验证据,最后,联系风险的特征与上述策略的性质,通过对比说明预防性储蓄在有效性上的优越之处,及与其他策略的相互联系。后续三个部分均是在此视角之下对预防性储蓄及与其他风险管理与应对策略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第二部分选取收入结构的急剧转变作为观察经济转型的微观视角,使用简约回归方法检验跨期消费理论的最新进展缓冲存货模型的推论,检验农户运用预防性储蓄抵御收入风险的假说,并定量估计浙江省农户的预防性储蓄强度(预防性储蓄占家庭净财富的比重)。结果表明,浙江省农户不仅持有预防性储蓄以应对收入风险,而且,具有很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模拟结果显示,对处于财富均值水平的样本农户而言,收入风险的标准差增加50%,预防性储蓄占家庭净财富的比重增加20.2%,对全体样本农户而言,完全消除收入风险将使家庭净财富加总下降71.7%。根据背景资料的综述结果,推测农户预防性储蓄强度较高的原因是制度转轨降低了几种主要的风险管理与应对策略的可获得性,相比之下,运用预防性储蓄的成本较低。第三部分选取农户的生产决策从多样化转向专业化的现象作为切入点,检验了两个假设—一收入多样化策略有助于降低收入风险；收入多样化与预防性储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本章以不确定性下的专业化生产决策作为理论基础,首先,描述浙江省农户收入组合的多样化程度的变化趋势,并在土地征用、样本户老龄化、删除集体收入与变换收入来源划分标准四种情况下检验上述趋势的稳健性；然后,估计收入多样化的决定方程检验以证明农户多样化收入的动机之一是分散风险的假说；最后,在财富比方程中加入收入风险与收入多样化程度的交互项,以检验收入多样化与预防性储蓄之间的负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986-2006年期间,浙江省农户的收入多样化程度以1989年为转折点先升高、后降低；当浙江省农户转向专业化生产以获取规模报酬时,进而依赖预防性储蓄来缓解收入风险。本章的结论为农户的高预防性储蓄强度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解释。第四部分选择农户参与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参与程度日渐加深的现象作为切入点,检验了两个假设——农户运用劳动供给调整来抵御风险；劳动供给调整与预防性储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本章以不确定性下的劳动力供给决策及其对跨期消费路径的影响作为理论基础,首先,构建随时间变化的生产风险、价格风险与健康风险的测度指标；然后,通过估计劳动供给时间方程以检验劳动供给调整具有自保险功能；最后,在财富比方程中加入家庭外劳动供给时间与三种收入风险的交互项,探索了劳动供给调整与预防性储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农户运用即时和事后劳动供给调整抵御生产风险；给定生产风险水平,劳动供给时间越多的农户其所持有的预防性储蓄比重越小。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紧扣双重转型背景的三个现象切入,系统分析了农户的预防性储蓄行为,进而勾勒出一幅综合的图景：当制度转轨降低了几种主要的风险应对策略的可获得性时,农户持有较大比重的预防性储蓄以抵御收入风险；随着农户的收入组合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从多样化趋向专业化,他们放弃收入多样化策略的同时,转而依赖预防性储蓄来抵御收入风险；城乡劳动力市场的逐渐整合为农户提供了另一条自保险的有效途径,因而,选择调整劳动时间来应对风险的农户可以减少对预防性储蓄的依赖。